中央的司法機構有三家:分別為大理寺,這是最高的審判機構;刑部,是司法行政機構;御史臺,負責監(jiān)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
很明顯,唐太宗不是把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權力分散到各個相關的職能部門去,這些部門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牽制,這就能較好地處理各種政務。
唐太宗本人很愛惜人才,能禮賢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訓,懾于農(nóng)民起義的余威,與群臣“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國家出現(xiàn)了繁榮的景象,史稱貞觀主治。當時的政績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賢相,知人善任,進忠賢,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夠虛懷納諫,以魏徽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諍,這就避免和糾正了不少錯誤。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輕代重,君臣執(zhí)法能不避權貴。太宗還重視吏治,慎擇刺史,嚴懲貪官污吏,實行輕徭薄賦、勸課農(nóng)桑的政策,以恢復經(jīng)濟,發(fā)展生產(chǎn)。他本人節(jié)儉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唐朝二十年間風俗淳樸。通過上述政策和措施,貞觀時期形成了連年豐收、谷價低廉、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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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的作風與唐太宗差異極大。他主要是靠兩支力量開創(chuàng)帝業(yè)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xiāng)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準西勛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慣戰(zhàn)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則是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滅各路割據(jù)力量的過程中,這兩批人都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慶(今南京)后,實行了“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發(fā)展生產(chǎn),且耕且戰(zhàn),為軍需奠定了雄厚基礎。這條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來的。
明太祖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后不是繼續(xù)利用這些文官武將的長處,相反,他對創(chuàng)業(yè)功臣心懷猜忌。為了保證朱家子孫能坐穩(wěn)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藍玉案大肆誅戮功臣。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謀反為借口,大規(guī)模誅殺功臣宿將的事件,起于洪武十三年(1379)。胡惟庸是鳳陽府定遠縣人,早年隨朱元璋起兵,很受寵信。明朝建國后,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的生殺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審閱內(nèi)外諸司的奏章,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鉆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之人,爭先奔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好。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極大注意。洪武十三年,有人告發(fā)胡惟庸謀反。朱元璋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后,其謀反“罪狀”繼續(xù)被揭發(fā),牽連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平?jīng)龊钯M聚、延安侯唐勝宗等人。朱元璋借題發(fā)揮,為肅清“逆黨”,株連殺戮了三萬多人,前后延續(xù)達十年之久。被列入“胡黨”而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追奪爵位的有開國功臣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殺后,朱元璋廢除了丞相,罷去中書省,嚴格規(guī)定以后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重新設立丞相的,一律處以重刑。丞相廢除后,原來由丞相管理的政務由六部分理,皇帝隨之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藍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借口涼國公藍玉謀反,殺戮功臣宿將的又一政治案件。藍玉是鳳陽府定遠縣人,也屬于淮西勛貴。他有謀略,作戰(zhàn)英勇,屢立戰(zhàn)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將軍,大敗北元,獲人畜甚多,被封為涼國公。但藍玉居功自傲,日益驕橫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wèi)指揮告發(fā)藍玉謀反,朱元璋利用這個借口,族誅藍玉等人,并株連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的約有兩萬人。朱元璋還手詔布告天下,并把這起案件的始末編成《逆臣錄》。列名該書的所謂“逆臣”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重要大臣。
藍玉案與胡惟庸案被合稱為“胡藍之獄”。經(jīng)過這兩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將差不多被屠戮殆盡。
從政治制度的設計來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權路線。朱元璋在中央廢中書省和丞相,政歸六部,六部尚書直接聽命于皇帝,結束了自秦漢以來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從而加強了皇權。他又改監(jiān)察機構御史臺為都察院,與大理寺、刑部合稱“三法司”,其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廢行中書省,設立布政使司,又設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合稱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財政、刑法、軍事,各自直屬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獨攬地方大權。
為了削弱將領的軍權,朱元璋在廢丞相的同時,又廢統(tǒng)領軍隊的大都督府,分設中、左、右、前、后五軍都督府,分別管理京師及各地衛(wèi)所和都指揮使司。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軍籍和軍政,遇有戰(zhàn)事,皇帝親自選官派軍,戰(zhàn)后官歸將印,軍回衛(wèi)所,以防止大將擁兵自重,危及皇權。為保證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朱元璋制訂了《明律》和《大誥》,還特別設立錦衣衛(wèi)特務機構,以強化帝王的權威。
比較唐太宗和明太祖,兩位領導人的性格、行事風格不同,對國家的政治風氣形成了極大的影響。他們對后世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唐朝前期的國力強盛以及文化上的開放心態(tài)與唐太宗有很大關系;而朱元璋也給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長期出現(xiàn)君主與臣下的緊張關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傾向。
諸葛亮與王導
諸葛亮和王導也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領導風格,與上面唐太宗和明太祖的例子不同的是,他們兩人只是朝廷首相,而不是國家君主。
諸葛亮是瑯琊人,東漢末年,他隨叔父諸葛玄投奔荊州劉表,隱居在南陽隆中(在今天的湖北襄樊西面),躬耕隴畝,自比管仲、樂毅。劉備聽說他的大名,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策,為以后的蜀漢制定了總的戰(zhàn)略,成為劉備的主要輔佐。他游說東吳,促成孫權、劉備的聯(lián)合,取得赤壁之戰(zhàn)的勝利。隨后,諸葛亮輔助劉備取荊州四郡,從荊州率軍溯江入蜀助劉備包圍成都,推翻劉璋的統(tǒng)治,奪得益州。劉備出征,諸葛亮常鎮(zhèn)守成都,穩(wěn)定后方,保證供給。劉備稱帝后,他任丞相。劉備病重,臨終托孤于諸葛亮。劉禪繼位后,諸葛亮以丞相輔政,又領益州牧。劉禪暗弱,朝政無論巨細,都取決于諸葛亮。
諸葛亮是卓越的行政人才,十分注意管理。蜀漢是幾撥人搞起來的。一撥是劉備的舊部,包括李巖這些人;一撥是荊襄集團,這是和諸葛亮最親密的;另一小塊是西北涼州的軍人集團,前期是馬超兄弟,后期是從曹魏投降來的姜維。蜀漢建立后,諸葛亮平定了南中地區(qū)的叛亂,所謂“九月渡瀘,深入不毛”。他收伏了孟獲,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這是很大的官,相當于副宰相。這幾部分人互不統(tǒng)屬,怎樣把他們團結在一起,很不容易。諸葛亮用信賞必罰的做法保證一定的紀律,以法家的觀念治國。在他當政期間,主要依靠從荊州帶來的舊屬,同時注意籠絡原來劉璋部下和益州豪強大族。對出身貧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稱贊為“能盡時人之器用”。諸葛亮在開發(fā)四川初期就帶去許多干部與當?shù)貏萘Y合,他自己兼任丞相和益州牧兩項職務,作為溝通的橋梁,以個人的誠信、威望和親和力使這兩股力量結合。當時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強大,劉備帶進四川的荊襄人士很少,諸葛亮只能給予當?shù)厝耸抗芾硪嬷莸臋嗔。但?如果權力完全被地方勢力所把持,那么中央就架空了。諸葛亮的做法是用嚴刑峻法使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執(zhí)行他交代的任務,甚至提供足夠的兵力,支持他做征伐中原的本錢。例如,益州豪強大族自劉璋統(tǒng)治以來,長期專權自恣,蔑視君臣之道,諸葛亮對他們的不法行為,毫不容情。諸葛亮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也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打擊為首的叛亂分子,同時盡量爭取當?shù)厣蠈哟笮?有的被起用為地方長官。從此這些地區(qū)的統(tǒng)治得以基本穩(wěn)固,為蜀國提供了物質財富和兵力。諸葛亮的領導保證了蜀國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統(tǒng)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