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yè)化是中國運動員的財富積累在時間上的分水嶺，這一中國體育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運動員的財富構成，正式掀開了中國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大幕
從早些年運動員微薄的薪水到政協(xié)委員拍案而起，質疑中國球員的畸形高收入；從足球運動員在收入上的一枝獨秀，到今天眾多項目的群芳爭艷。每一個關注中國體育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這種在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fā)展背景下的巨大變化。
中國運動員財富的歷史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在談到中國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時，都自然不自然地把足球運動員抓來做典型。在甲A十周年時，李承鵬滿懷感傷地回顧了1994年那令人難忘的一幕幕，而其中有不少是和錢有關的……當晚，李明在總共20萬的贏球獎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后一群人出去喝酒吃狗肉。從那個晚上起，他們不必再時刻提醒自己每月工資只有150元，堅持說當時自己已是標準的副營級干部的江津，一個月能拿200多元。但這樣的一場比賽讓江津猛然看到了與副營長的區(qū)別，他分到的3000元獎金相當于副營級一年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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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這些就足夠為我們清晰地描繪出，職業(yè)體育給運動員帶來的遠勝于體工隊的那一點點死工資的豐厚收入。而這僅僅只是1994年——甲A元年，那個剛剛點起觀眾、贊助商和投資人熱情的年度。隨后幾年里，隨著市場的開發(fā)，社會關注度的逐漸提高，球員工資上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記憶猶新。在球員收入的最高峰時期，球隊一般主力都能達到7位數的年薪，而所謂大牌，則再高出一倍不止。球員收入如此快速的增長，幾乎超出了人們可以承受的范圍，球員的高收入成為職業(yè)足球中最為社會所詬病的問題，也成為砸職業(yè)足球的人眼中永遠不會偏離的靶子。
回顧中國運動員的財富歷史，就不能不提到體育的職業(yè)化(雖然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人認為這只能算得上是偽職業(yè)化)。因為，體育職業(yè)化是中國運動員財富積累在時間上的分水嶺，這一中國體育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運動員的財富構成，正式掀開了中國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大幕。
1994年時，李明那每個月區(qū)區(qū)150元工資，就是他從體工隊能夠獲得的收入，也代表了同時期其他項目運動員基本的收入水平。這是運動員歸屬于體工隊的關系帶來的，與當時我國的社會經濟發(fā)展狀況基本相符。
而早在此兩年前，一場關于中國體育改革的會議已經在悄悄地醞釀著變革的風暴。
1992年中山會議發(fā)布的《關于深化體育改革的決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育新體制的目標。隨后的紅山口會議決定足球率先進入“以體育改革與機制轉換為核心，以協(xié)會實體化、俱樂部制和產業(yè)開發(fā)為重點”的職業(yè)化改革歷程。在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驗田上，1994年4月誕生了萬寶路全國足球甲級聯(lián)賽，吹響了中國體育職業(yè)化發(fā)展的號角。在職業(yè)足球改革初見成效的帶動下，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棋類等項目也逐步建立起職業(yè)聯(lián)賽。
于是，以足球為代表的中國體育在短時間內成為大量社會資源集中的目的地，這種以觀眾關注為最根本動力的社會資源集中讓中國體育搖身一變，以職業(yè)體育的面貌成為媒體、資本……競相追逐的香餑餑。而運動員作為職業(yè)體育產品的直接生產者，也驚奇地發(fā)現一夜暴富的神話相繼發(fā)生在自己和隊友的身上。在經歷了最初短暫的不適應之后，職業(yè)體育運動員和他們的雇主之間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博弈將其財富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運動員財富在職業(yè)化進程中的快速增長有著眾多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社會在經濟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是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社會背景。先不論運動員財富的增長，只要看看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發(fā)現，收入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累是這一歷史時期普遍的社會現象。而推動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則是整個社會對體育競賽需求的增長。無論運動員的財富具體來自何方，從營銷的角度看，總脫離不了市場需求這個最原始的動力，離開了市場，一切都免談。同時，體育的職業(yè)化也是促成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重要條件。正如前面所言，職業(yè)化為體育提供了吸納社會資源的平臺，同時開辟了運動員財富積累的新干線。職業(yè)體育的政治功利目標則起到了助推劑的作用。足球市長、足球省長的出現，讓職業(yè)體育在資金吸納方面獲得了其他行業(yè)難以比擬的優(yōu)勢，大型國企對職業(yè)體育的參與，讓燒錢的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也讓球員財富的增長越來越偏離市場能夠承受的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