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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情是曲藝的一種，它源于唐代《九真》《承天》等道曲。唐皇姓李，尊崇道教。唐玄宗本人也是著名的道曲作者，曾經制作《霓裳羽衣》等道曲，唐玄宗的重臣賀知章、韋韜等人都是著名的道士，他們都曾經參與制作宮廷道曲、道情法曲，仙教道曲。唐后期大規(guī)模滅佛，大建道觀，都為道情的發(fā)展提供了條件。道情是道教徒宣傳教義，以及募捐化緣時唱出的一種道歌。

　　北宋是繼唐朝之后道教興盛的又一時期。北宋皇帝崇道，對道教大力扶持，又利用道教神化其統(tǒng)治。同時宋代又是一個典型的市民社會，道情的說唱被大量引用到鼓詞、評書、雜劇中，為人物造勢，抒發(fā)感情。到元代，雜劇《岳陽樓》等戲劇作品往往通過道情來發(fā)展情節(jié)。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時禁演有關前朝帝王、仙佛人物的戲劇，這也是明早期瓷器和其他載體人物圖案（特別是帝王將相，仙佛人物）很少見的原因。洪武皇帝設定的高壓線碰不得，也不得碰。明代戲曲評論家朱權生活在洪武、建文、永樂、仁宣時期，去世于正統(tǒng)十三年，自永樂帝登基以后，朱權深感前途無望，即韜光養(yǎng)晦，一心鉆進書齋之中，彈琴讀書，寄情于戲曲。朱權生活在江西南昌，他稱道情為“黃冠體”——道家所唱者，飛馭天表，游覽太虛，俯仰八弦，志在沖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概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其重點在道，表現(xiàn)的是道家逍遙自在的情調，顯然朱權所生活的時期道情很盛行，明代張三豐就以雜言、四言、七言寫道情。這從《張三豐全集》卷三就有《無根樹道情》三十四首，《四時道情》四首，《五更道情》十五首，《九更道情》九首，《天邊道情》九首的這些道情創(chuàng)作中可找到佐證。

　　由于嘉靖、萬歷祖孫二帝信道，有道教元素的道情也屢在青花瓷器上出現(xiàn)。如圖1為嘉靖年各路神仙使出看家本領，在為南極仙翁賀壽，畫中有張果老也在為南極仙翁唱道情助興；圖2為明嘉靖年八仙中的張果老，左手肘間勾著竹筒在懷中，左掌拿著二片竹板，右手拍打著道情筒，神情專注；圖3為明萬歷年青花鐵線描人物道情瓷畫，頭戴員外帽，形神兼?zhèn)�。道情在明代普及程度可窺見一斑。時代道情的道具都已經定型了，由“漁鼓和筒竹板”組成，張果老可以說是道情的形象代言人。其常常倒騎毛驢，手拿漁鼓和筒竹板，邊走邊唱，度化眾人。

　　浙江金華和義烏聯(lián)合在2008年把道情申請為非物質遺產，官方把廣泛流傳于兩地的道情最早傳入時間定為明萬歷時，并從此開始流傳于金華八縣，浙中西部地區(qū)，閩北山區(qū)和贛樂南地區(qū)。周密在《武林舊事》中對道情有如下記載：“淳煕十一年（1186）元月，車駕過宮，太上（宋高宗趙構）邀宮里便背兒至后苑冷泉堂下，有小廝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張倫撰鼓子詞。”金華作為南宋皇城臨安的陪都，金兵南侵期間，金華承擔著接收從臨安、中原的達官貴人來金避難、定居的功能，這中間一大部分王公大臣們在金華還是不是照舊要過“歌舞不休”醉生夢死的生活？作為曲藝的一種，亦雅亦俗的道情有無可能亦從臨安“逃”到婺州的可能？并從宋元明清一直發(fā)展到現(xiàn)在？在清初，金華已有藝人將明崇禎三年（1630）發(fā)生在竹馬館一樁傳奇命案編成《悔親記》廣為傳唱。從此道情多了敘事意義和懲惡揚善、勸人為善，以圓滿為結局的勸世成分。由于道情有著眾多的群眾基礎，對場地以及投入沒有太多的要求，自晚清以來金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漸漸地有了一部分身殘眼瞎之人學會了道情，上門乞討以糊口度日，正因為這樣，改革開放后學道情的人少了，后繼乏人。

　　其實道情不光為道教的產物，敦煌遺書《佛說觀彌勒菩薩上住兜率天經講經文》中有記載：“唯向人間暢（唱）道情。”彌勒俗稱布袋和尚，彌勒佛手持大布袋到人間化緣時，唱出一段道情：“我不化你書經造像，我不化你利物齋像，也不化你心疼的銀錢土地，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一念中有些差池，五更頭還該醒醒，休認做零碎機關，歸帳時終須總結。”顯然是在教化蒼生。真是群仙唱道情逍遙自在，彌勒唱道情普度眾生。還是元代燕芝庵在《唱論》中說得好：“三教所唱，個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禮。”其實道情是道教和自東漢傳入國內的佛教相互磨合，相互吸收，相互包容的結果，最終在唐代與儒教發(fā)展成“三教合一”的一種曲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