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交流的時代，也是一個共同體的時代。

　　中國與外界的交往由來已久。在尚無文字記載的舊石器時期，就已能從某些類型的石器中，看到不同古人類文化間相互影響的印記。中國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以及當時世界的總體形勢決定著，我們與外界的交流主要經由“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及“南方絲綢之路”而全面展開，這些歷史形成的通路構成了歐亞大陸及北非、東非間龐大又復雜的網狀交通系統(tǒng)，溝通了不同區(qū)域的文明。

　　當然，在不同的時期，交往路線并不全然相同，選擇哪條線路，與當時中國的歷史進程及世界局勢息息相關。在早期，政權中心位于中國北方，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文化，皆是北方為重，相應的，從中原出發(fā)向西、向北的陸上絲綢之路極度繁榮。戰(zhàn)國秦漢時期，位于如今蒙古國、俄羅斯的匈奴墓葬中出土的漢式銅鏡及銅錢均是明證。這種形勢也自然影響到出口產品的種類，金屬器以及可被當作貨幣的絲綢是最為大宗的出口品。

　　中國瓷器的發(fā)展與全球散布之路，同樣經歷了歷史變遷。原始瓷器早在商代即已出現，漢代時浙江上虞地區(qū)的曹娥江流域已能生產出成熟精美的青瓷，但由于整體交通運輸條件限制，瓷器仍未能在出口品中占據一席之地。瓷器的主要產地位于江淮以南地區(qū)，難以長途轉運，可能是解釋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瓷器真正大批量出口，與中國南部地區(qū)的開發(fā)以及在南方建立的諸多政權密切相關。漢末紛亂后，孫吳定都南京，其后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南京為都，形成南北割據之局面。海上絲綢之路與南方絲綢之路恰恰在此時繁榮起來。在漢四郡的墓葬及遺址中，出土了為數眾多的中國南方青瓷，這表明瓷器在當時已成為非常重要的出口品。隨著唐代在“安史之亂”后失去對西域的控制，傳統(tǒng)的陸上絲綢之路漸有日薄西山之勢。作為某種替代，海上絲綢之路則逐步開啟了繁榮鼎盛之路，陶瓷在海上絲路的貿易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脊叛芯勘砻�，在9世紀印度尼西亞區(qū)域沉沒的黑石號沉船中，出水有5萬多件長沙窯的瓷器，占出水文物的絕大部分，這生動地展現了唐代中晚期真實的貿易情況，更讓我們得以回味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光輝與璀璨。

　　如果以考古材料更進一步來說，印度尼西亞的黑石號、西沙群島的華光礁一號、廣東上下川島海域的南海I號、漢四郡海域的新安沉船、廣東汕頭南澳一號沉船、福建平潭海域的碗礁一號沉船，現代考古發(fā)現的一艘艘沉船及其貨物，集腋成裘，一步步勾勒出從唐代中晚期直至清代波瀾壯闊、生機勃勃的海上絲綢之路。在數千年的漫長歲月里，裝載著滿滿貨物與希望的船只，或從山東半島出發(fā)經漢四郡通向日本的航路，或由浙江、福建沿海出發(fā)經琉球群島通往東北亞地區(qū)，或從東南沿海出發(fā)，經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抵達紅海、地中海及至非洲大陸，開啟了中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

　　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時期的鼎盛、明至清初的蓬勃發(fā)展，也與中國當時所處的世界格局有著密切關聯。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歐洲人主導的大航海時代，航海技術的提升以及地理學上的重大突破使曾經無比寬廣的世界形成多條全新的貿易路線，時間與空間大幅縮小，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與貿易交流也大大增強。在對遠東充滿浪漫與神秘主義的幻想鼓舞下，在進出口貿易利潤的驅動下，16世紀末17世紀初，西班牙、英國、荷蘭、丹麥、法國等國家先后在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地成立貿易據點，展開與東方的貿易活動，中國瓷器成為這種貿易活動中的重要品類。如果說，早期中國向東北亞出口青瓷的行為多少帶有一些政治意味的話，那么，明清時期繁榮的瓷器出口則受到商業(yè)大環(huán)境的影響，明顯更具商業(yè)特征，受眾面更為寬廣。

　　此時，中國的瓷器制造者為迎合市場，大量生產滿足購買者需求的器物以供出口。17世紀，被稱為“克拉克”的葡萄牙商船上運載大批中國明代景德鎮(zhèn)及漳州出產的瓷器，其獨特的分格并在格內繪制人物、花卉等紋飾的風格并不符合中國的傳統(tǒng)審美，可以說幾乎都是專為外銷而制作的。在清代，以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歐洲商人專門向中國景德鎮(zhèn)和廣州的窯廠訂購裝飾有歐洲貴族、皇家和公司紋章的瓷器，形成這一時期非常別致的紋章瓷產品。而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皇室、貴族對中國瓷器的追捧及旺盛需求，又反過來刺激了中國制瓷業(yè)的蓬勃發(fā)展。

　　中國走進新的時代，正在創(chuàng)造新的世界圖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瓷器的世界之路正在重新展開。這是一條具有全新歷史場景，并充滿著機遇、合作與共贏的中國瓷器世界之路，也是一條中國瓷器邁向全新理念、技術與價值的發(fā)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