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瓷器都是中國獨有的出口商品，但最后仍免不了從商品擴散到技術擴散的結(jié)局。當瓷器產(chǎn)業(yè)徹底全球化后，中國瓷器失去了曾有的輝煌。

　　專欄杜君立

　　中國與西方的貿(mào)易從很早就已經(jīng)開始。因為絲綢之路，中國成為西方眼中的“絲國”。隨著海路的開辟，瓷器和茶葉使中國進一步成為世界貿(mào)易的重要參與者。特別是瓷器，因為它既是中國所獨有的商品，對遠洋商船來說又是價值最高的壓艙貨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幾乎成為最常見的中國出口商品。瓷器甚至成為中國的代名詞，在英語中，都是“China”。

　　雖然就商業(yè)價值來說，瓷器遠不如絲和茶，但瓷器的形制、色彩、紋飾、主題，以及其歷久不變又不可復制的特性，使其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從文化交流來說，內(nèi)涵深厚的中國瓷器令其他任何商品無法與其同日而語。

　　如果說陶器是人類發(fā)明火之后又一次重大文明進步，那么將瓷器稱為“中國第五大發(fā)明”，這其實并不夸張。當整個人類世界都還處于石器時期時，中國就已經(jīng)進入陶器階段，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精美陶器，將中國的陶瓷史上推到一萬年前。江西仙人洞遺址發(fā)現(xiàn)的陶片距今有兩萬年，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制品。事實上，陶和瓷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器物。陶是用黏土制成，瓷用的是瓷土，瓷器的燒制窯溫度也高于陶器。瓷器質(zhì)地細膩致密，堅固耐用，再加上表面涂釉，防漏性和審美方面都遠勝于陶器。

　　中國陶瓷經(jīng)歷了一個從陶到瓷的演化過程。中國從商代開始掌握釉陶技術，發(fā)展到東漢末年完成了由陶器到瓷器的過渡。最先出現(xiàn)的是青瓷，至隋代出現(xiàn)白瓷，唐代最著名的是三彩瓷，宋代有“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窯。長期以來，瓷器一直為中國所獨有。作為中國瓷器的生產(chǎn)中心，景德鎮(zhèn)在元代崛起。在明清兩代，青花瓷幾乎成為中國瓷器的代名詞。

　　作為一種古老的手工業(yè)產(chǎn)品，瓷器從一開始就是典型的商業(yè)生產(chǎn)，幾乎沒有瓷器是為了自己使用而生產(chǎn)，這就決定了瓷器的貿(mào)易特性。商品一旦進入市場，就會比人走得更遠。中國瓷器真正走向世界，始于宋元時期，到明清時期達到巔峰，中國瓷器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商品”�？梢哉f，中國就是帶動這個早期“世界體系”運轉(zhuǎn)的發(fā)動機。

　　風靡歐洲的中國風

　　隋唐時期，中國瓷器就已經(jīng)流向海外，但主要局限于朝鮮、日本和東南亞一帶，最遠到印度和埃及。兩宋時期，瓷器成為海外貿(mào)易的大宗商品，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其實就是“陶瓷之路”，瓷器是海船最理想的貨物，一艘普通商船就可裝載上萬件瓷器，運輸成本極其低廉。據(jù)專家研究，在主要用于出口的宋代廣東瓷器中，一年總產(chǎn)量可高達1.3億件。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中國瓷器都沒有到達遙遠的歐洲。當時瓷器貿(mào)易基本都控制在伊斯蘭商人手里。極少量中國瓷器輾轉(zhuǎn)流入一些歐洲國王和貴族手中，屬于極其珍稀的奢侈品。直至16世紀初，作為中國普通日用品的瓷器在西方仍很罕見，歐洲人只能用笨拙的木制、鐵制或陶制盤子，貴族使用的是銀制的餐具。當時歐洲只能生產(chǎn)一些鉛釉或錫釉的陶器，這種陶器胎質(zhì)疏松，釉面灰暗。對他們來說，中國瓷器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葡萄牙人終于將中國瓷器帶到歐洲。那種不可思議的輕巧、光潔、典雅和明亮，令歐洲人無比驚艷，將其視為世界上最美最圣潔的物品，甚至比金、銀和水晶都更為高貴。在一幅油畫中，三位來自東方的圣賢獻給耶穌基督的禮物就是中國青花瓷杯；文藝復興時期的經(jīng)典油畫《群神的盛宴》說明，當時青花瓷被視為一種神器。在歐洲人看來，這些瓷器是用一種神秘的材料制成的，即使最普通的中國瓷器，也被歐洲人加上各種金銀裝飾，賦予它神圣的用途。

　　在此后很長時間里，光彩照人的中國瓷器在歐洲都是上流社會才可享用的高檔品，只有富裕的上層人士能買得起。在早期英國，中國瓷器都被作為貴重財產(chǎn)記錄在案。

　　從一開始，中國瓷器就不單是一種器皿，還是一種藝術。收藏中國瓷器很快成為歐洲上流社會的炫富風潮，這種瓷器崇拜有點類似中國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崇拜。西班牙腓力二世1598年去世時，留下的瓷器達3000件之多；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專門建了一座收藏瓷器的“中國宮”；瑪麗二世把青花瓷器從荷蘭帶到英國，漢普頓宮收藏著800件瓷器；普魯士威廉一世和俄國彼得大帝也都有自己專門的瓷器藏館。

　　從17世紀開始，中國瓷器成為支撐西方貿(mào)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紀初，中國瓷器已經(jīng)從奢侈品變成了時尚品，甚至普及到歐洲普通階層，其淡雅的色調(diào)，柔和的曲線，清新的圖案，由此引發(fā)了一場風靡整個歐陸的“中國風”熱潮。這種中國情調(diào)直接影響了新的藝術風格產(chǎn)生，從繪畫、建筑、園藝到家具、器物等，自然別致的洛可可風格取代了傳統(tǒng)的巴洛克風格。

　　黃金時代的外銷瓷

　　17世紀初，荷蘭人俘獲了兩艘葡萄牙克拉克帆船，船上近10萬件中國瓷器被運往阿姆斯特丹拍賣，一時轟動了整個歐洲，連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也前來購買。這些出自福建漳州窯的中國瓷器因此被稱為“克拉克瓷”。這次拍賣使剛剛成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得了500萬盾純利。從此，克拉克瓷便成為荷蘭商船的主要商品。1604~1656年，荷蘭就從中國買走300多萬件瓷器。這些瓷器運到歐洲后，價格之昂貴，被稱為“白金”。

　　入清之后，隨著海禁解除，廣彩定燒瓷成為中國出口歐洲的主要商品。特別是太陽王路易十四，他在廣東定制了大批紋章瓷。當時歐洲的王室、貴族、軍團、公司等團體，往往都有自己特殊的標志和紋章，因此紋章瓷成為當時需求最多的中國瓷器。一份18世紀中期的統(tǒng)計中，英國定購了299套紋章瓷，瑞典定購了300多套。為了保證定制紋章的準確性，后來多采用直接定購白瓷，然后運到廣州再按圖樣加工繪制。

　　從出口到定制，中國瓷器在世界貿(mào)易中日漸成熟。隨著瓷器貿(mào)易的擴大，歐洲許多城市出現(xiàn)了專門經(jīng)銷中國瓷器的商號，僅在倫敦就有52家之多。

　　在康雍乾時期，西方貿(mào)易公司的全面興起，中國的外銷瓷達到頂峰，從17世紀每年輸出約20萬件，發(fā)展到18世紀最多時每年約達百萬件。“大帆船貿(mào)易”將中國瓷器販賣到地球每一個角落。在一只1756年弗里堡號商船定制的瓷盤上，畫著一艘商船在湛藍色的海上揚帆航行，船尾飄揚著藍白紅三色荷蘭國旗，船頭是荷蘭港口米德爾堡的旗幟，東印度公司的旗幟則高高懸掛于桅桿之上。它為人們見證了一段大航海時代的中國瓷器史。

　　中國瓷器行銷全世界，使中國獲得極大的貿(mào)易入超，流入白銀達6億兩，中國出口到西方的瓷器數(shù)量達3億件以上。相比生產(chǎn)瓷器的中國窯主和窯工，西方商人從瓷器中所獲利潤要大得多：以1680年在荷蘭出售的1500只小茶罐為例，利潤高達801%；1758年，荷蘭從瓷器貿(mào)易中獲利達34519盾，利潤率高達233%。

　　正是依靠中國瓷器，西方人建立起一個世界市場。正如大英博物館館長麥克格瑞格所說：“瓷器是最早出現(xiàn)的全球性商品之一，瓷器的歷史是全球?qū)υ挼臍v史，其對制造技術和日常生活、人文風尚等方面的重大影響是雙向的。”從單純輸入中國瓷器到定制瓷器，再到歐洲人模仿和自制瓷器，中國外銷瓷經(jīng)歷了一個由盛到衰的過程。

　　1712年，法國傳教士殷弘緒專程來到景德鎮(zhèn)，他發(fā)現(xiàn)這里有3000座窯，“運瓷日夜忙，御器盡出此，官府如云來，商賈無閑暇。”擁擠的街頭到處都是挑夫的吶喊，“如同無時無刻不置身于狂歡節(jié)”；工人們晝夜忙碌，整座城鎮(zhèn)猶如巨大的火爐，所以被稱為“四時雷電鎮(zhèn)”。

　　不久之后，殷弘緒將景德鎮(zhèn)瓷器工序及配方的秘訣傳回歐洲，中國壟斷瓷器的歷史即將結(jié)束。

　　東風西漸與西風東漸

　　清人吳宗慈在《江西通志考》中說：“外人初來中國，初則見有佳瓷，不惜重金購去，精美者一瓶一碗貴至數(shù)千金，繼而自募良工，刻意仿造，雖其式樣古雅，終未逮中華。”從見到中國瓷器的那天起，歐洲人就希望自己也能制造昂貴而精美的瓷器。

　　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美第奇家族最早建立窯廠，對中國瓷器進行仿制，從1575年至1587年，他們以沙子、玻璃、水晶沙、黏土為原料，試制出63件瓷器。這些仿制的青花瓷貌似逼真，但其實是軟質(zhì)瓷，根本無法與中國瓷相提并論。在“中國風”熱潮中，荷蘭小鎮(zhèn)代爾夫特窯廠按照流行風格進行大量仿造。這種白釉藍花的山寨青花瓷開始部分取代昂貴的中國瓷器。對于新興中產(chǎn)階層來說，擁有一件仿青花瓷的“代爾夫特”陶器，仍是高雅的榮耀。

　　在“代爾夫特”的帶動下，當時整個歐洲都在嘗試仿制中國瓷器。不僅是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荷蘭，連奧地利、瑞典、西班牙、瑞士等國也加入了仿制中國瓷器的浪潮中。不管仿制的效果如何，所有仿造品都會注明“中國制造”。但對18世紀的歐洲來說，“真正的瓷器制作工序仍然是一個嚴守著的秘密”。正宗的中國瓷器不僅是財富的象征，更是王室和貴族炫耀其地位的符號。那位瘋狂的奧古斯都二世為了燒出自己的中國瓷器，不惜將年輕的煉金術師貝特格囚禁在地牢中，最終貝特格確實制成了歐洲第一件瓷器——梅森瓷誕生了。時間是1708年1月15日。

　　當梅森瓷和中國青花瓷的生產(chǎn)工藝已經(jīng)不再是秘密時，工業(yè)化的歐洲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制瓷業(yè)的領導者。

　　1765年，韋奇伍德的出現(xiàn)，宣告中國時代即將全面崩盤。作為英國工業(yè)革命時期的成功企業(yè)家，韋奇伍德的流水線生產(chǎn)模式就出自他對景德鎮(zhèn)的研究和借鑒。工業(yè)化大生產(chǎn)使韋奇伍德陶瓷不僅迅速占據(jù)了英國市場，而且不到20年，就將中國瓷器逐漸擠出歐洲，其出口率達到總銷量的80%。隨著工業(yè)時代的全面來臨，壟斷世界瓷器市場的中國時代就這樣不可逆轉(zhuǎn)地走向終結(jié)。179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停止了關于中國瓷器的一切貿(mào)易。

　　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100多年中，因為各種原因，中國瓷器幾乎從世界上完全消失，曾經(jīng)的榮耀與繁榮一去不復返。在一些海底打撈品的拍賣中，人們依稀還能看見中國瓷器的往日風采。而在一個文化日趨粗鄙的年代，量取代了質(zhì)。自從100年前，中國用德國設備生產(chǎn)出第一只陶瓷馬桶，如今，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衛(wèi)生陶瓷生產(chǎn)國，每年生產(chǎn)的馬桶數(shù)量超過1.2億只。景德鎮(zhèn)每年的瓷器產(chǎn)量達到3億件，幾乎包辦了全世界的瓷器生產(chǎn)，但瓷器在世界范圍內(nèi)，已經(jīng)淪為泥土般的尋常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