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公巷窯址位于汝州市區(qū)東南部，遺址中心區(qū)面積約3600平方米，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兩次在汝州張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進行小范圍的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一些類似汝窯瓷器、窯具和素燒坯殘片，遂引起中國古陶瓷學者的高度重視。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張公巷東、西兩側(cè)分別開挖探方兩個，發(fā)掘面積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時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個和過濾池1個，出土了一批張公巷窯生產(chǎn)的完整或可復原瓷器和窯具。

　　這次挖掘出土的遺物分別為唐、宋、金元和明清四個階段，其中唐代的遺物有白釉、黑釉、黃釉、花釉瓷和三彩器等。宋代遺物以白釉、黑釉瓷為主，器形有碗、罐、瓶、盆等。此外還出土極少量的張公巷窯生產(chǎn)的青釉瓷器碎片和窯具。金元時期是張公巷窯的繁榮時期，在清理的79個灰坑中，有59個屬于這一時期。明清遺存有井和房基，值得一提的是，還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花瓷，器形有碗、盤、碟、杯等。

　　在發(fā)掘揭露的灰坑中，有20個灰坑內(nèi)出土張公巷窯生產(chǎn)青釉瓷或素燒坯殘片，坑內(nèi)堆積絕大多數(shù)是張公巷窯生產(chǎn)的青釉瓷，器物種類多達10余種，能復元的器物共計150余件。遺物除青釉瓷外，白釉、黑釉、豆青釉、鈞釉和白地黑花瓷等，與該窯址沒有直接關系。所謂的青釉瓷是張公巷燒制的唯一產(chǎn)品。

　　張公巷窯青瓷器以薄胎薄釉為主，釉色淺淡，釉面玻璃質(zhì)感強。胎骨有粉白、灰白、潔白和少量淺灰，胎質(zhì)細膩堅實。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盤、花口板沿平底盤、盤口細頸瓶、鵝頸鼓腹瓶、盞、盞托、堆塑熏爐、套盒和器蓋等。而兩種花口盤、橢圓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盤等則為汝窯所不見。帶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為主，外裹足的較少，器底有支釘痕的呈非常規(guī)整的小米粒狀，支釘分別為三、四、五和六枚。

　　上圖為“花口板沿平底盤”，

　　下圖為“花口折腹圈足盤”。

　　從整體上看，張公巷窯生產(chǎn)的青釉瓷器既不同于臨汝窯的豆青釉，也有別于寶豐清涼寺汝窯的天青釉。釉色可分為卵青、淡青、灰青、青綠等。器物薄胎、薄釉，釉面玻璃質(zhì)感較強。胎骨有粉白、灰白、潔白和少量淺灰色，胎質(zhì)細膩堅實。

　　下圖為“深腹碗”。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盤、花口板沿平底盤、橢圓裹足洗、橢圓平底洗、圓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盤口細頸瓶、鵝頸鼓腹瓶、盞、盞托、堆塑熏爐、套盒、器蓋等。帶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為主，碗、盤類器物的圈足上常見透明釉，露胎，部分圈足底面無釉。

　　下圖為“橢圓平底洗”。

　　下圖為“盤口細頸瓶”。

　　這些器物往往采用墊燒，也有少量支燒的。器底支釘分三、四和五枚，支釘痕呈規(guī)整的小米粒狀。窯具以匣體、墊餅和墊圈為主。匣體有淺腹漏斗狀、深腹漏斗狀、淺腹筒狀和深腹筒狀四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匣體的外壁常常涂抹耐火泥，此工藝僅見于寶豐清涼寺汝窯。

　　由于發(fā)掘面積有限，地層堆積和灰坑打破關系復雜，該窯的燒造年代尚難斷定。張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燒造工藝等明顯承繼了汝窯的風格。從地層堆積來看，元代張公巷是繁榮的居民生活區(qū)，設窯燒造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推測，張公巷窯燒造青釉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年至元代初年。

　　張公巷窯....兩宋極品青瓷的代表

　　出土瓷器——汝州張公巷窯

　　外傳瓷器——汝州張公巷窯

　　考古新發(fā)現(xiàn)專家研討會的專家們,對張公巷窯址出土的文物,暢談了各自的看法,現(xiàn)部分整理如下: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張公巷窯址考古發(fā)掘隊隊長):首先,在張公巷窯址首次發(fā)掘出土較多的窯具、豐富的素燒坯殘片及有別于汝窯的青瓷器,對于我們深入研究汝窯燒造工藝的流程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豐富了中國古代青瓷的文化內(nèi)涵。其次,這次發(fā)掘獲得古錢幣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時期的“正隆元寶”出現(xiàn)在4號坑第五文化層和第四A層下與地層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層的年代。張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燒造工藝等,顯然承繼了汝窯風格。從地層堆積情況看,元代時的張公巷是一處繁榮的居民生活區(qū),在此設窯燒造的可能性不大。綜合上述幾點,我認為張公巷窯燒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確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第三,張公巷窯的燒造工藝來源于寶豐清涼寺的汝窯。同時,我們也不排除張公巷窯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窯的可能性。

　　趙維娟(鄭州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我們通過對汝州張公巷窯址出土的瓷片與寶豐清涼寺出土的瓷片的化學成分進行測試發(fā)現(xiàn),張公巷瓷片胎質(zhì)含氧化鋁比清涼寺的高,氧化鈣的含量相近,氧化鐵張公巷的含量比清涼寺的低。用模糊聚類分析可以看到張公巷瓷片和清涼寺瓷片中胎質(zhì)成分不一樣,說明當時做胎用的原料不可能到太遠的地方去運,是就近采用。通過對釉樣品的測試比較,張公巷出土瓷片中氧化硅的含量高于清涼寺的,因此張公巷的瓷片釉呈玻璃狀。兩者的含鐵量大致相同,釉中清涼寺的氧化鈣高于張公巷的。清涼寺瓷片中的氧化錳的含量高于張公巷的,因錳和鐵都是重要的著色素,因此張公巷的瓷片釉色稍淡了一些。綜合以上分析,清涼寺汝官窯和張公巷窯的瓷釉配方關系是相承的;清涼寺與張公巷兩處燒瓷用胎原料產(chǎn)地不同;兩者間釉的產(chǎn)地和配方不完全相同,張公巷的瓷比清涼寺的瓷更好。

　　王莉英(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看了張公巷發(fā)掘出土的東西讓我學到了很多,讓我對張公巷有了一個更全面的了解。張公巷從唐代開始,歷經(jīng)宋、金、元、明、清,燒造歷史長。唐代應為民窯性質(zhì),到了北宋末燒造的品種單一,瓷片完全是單一的青色釉。到了金、元文化層又有民窯的東西,還兼有北宋的青釉瓷器。對于出土的北宋灰坑,讓我感到十分驚訝,里邊瓷片這么單一,說明這個時期不是民窯,是一個專門燒制御用青瓷的窯。我認為張公巷窯在北宋末期,是官窯性質(zhì)。到金元時這品種還沒完全消失。我想今后還會發(fā)掘出大量的實物資料。張公巷雖取得重大成果,能達成共識的是一處非常重要的窯址,對研究北宋官窯是非常重要的。我呼吁要下大力氣來保護好張公巷這個窯址。

　　李知宴(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國家博物館研究員):張公巷窯址有王者氣派,在宋代普通百姓是不可能使用這種瓷器的。宋徽宗很有文化修養(yǎng),燒造的瓷器也符合其審美情趣。張公巷窯址的發(fā)現(xiàn)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發(fā)現(xiàn),其瓷燒成好、明亮、玻璃質(zhì)感強,開片與汝窯不一樣,像冰狀一片壓一片,有與南宋官窯相承的地方。在瓷片堆積方式上是一堆一堆的,與其他官窯堆積方式一樣,皇宮不允許官瓷向民間流傳。張公巷出土文物的藝術風格和品位只有在北宋這樣的時代才能生產(chǎn)出來,不可能是金代的東西。即便不是北宋官窯它也是河南地區(qū)藝術品位較高的窯,還要進一步發(fā)掘。

　　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館長、日本著名古陶瓷專家):2001年我第一次到汝州看到張公巷窯址就認識到了它的重要性,看了出土的碎片,很希望能進一步發(fā)掘。我為今天終于看到發(fā)掘而感到非常高興。圍繞張公巷最主要的是年代問題,通過看其造型、釉胎,進行成分分析,得出的結(jié)論不是隨便簡單地說是官窯的東西。在年代確定上有兩條,一是傳承問題,從清涼寺到張公巷再到南宋官窯,有其傳承的關系。二是使用者的問題。其產(chǎn)地、場地不一樣,從瓷片器型上看,作為官窯它能代表皇帝的審美品位,反映了新一代皇帝的審美觀點,從釉色、胎土、造型氣勢上和徽宗皇帝審美品位是合拍的。2001年我看到時,就推斷至少是金代以前的。如果說是官窯,只有北宋才有,不可能是金官窯,金皇帝沒這個品位。張公巷是北宋官窯這個結(jié)論是非常非�？隙ǖ�。

　　耿寶昌(中國古陶瓷學會名譽會長、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從張公巷窯址出土的器物造型看,特別是折腰碗等繼承了晚唐的風格,特別追求形式美,在當時是風行的,我判斷應是北宋的,具有唐、宋窯的特征。要進一步弄清北宋官窯,找到完整的器物還要進一步發(fā)掘,進一步確定其年代。

　　秦大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根據(jù)考古的文化層我認為張公巷窯址出土的器物應為金元時期,盡管我站出來反對定張公巷窯是北宋官窯,感到孤立,根據(jù)有關文獻考證,我還是要堅持是金元時期的窯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