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曉華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寫道：“人因為要生活，永遠地在改變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觸的交點上，他創(chuàng)造器具，構成一個人工的環(huán)境。”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方李莉對這樣的思想有著強烈共鳴，她認為格爾茨的思想和中國古人講的“器以載道”東西相通。正是秉持這樣的理念，方李莉磨礪16年，獨立撰寫了一本圖文并茂、100多萬字的《中國陶瓷史》。 近日，來自陶瓷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領域的20余位著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就該書出版的意義、價值和方李莉的學術貢獻展開了研討。

　　中國陶瓷史的厚重著作

　　中國不但是瓷器的發(fā)明地，而且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是世界瓷器的生產和銷售中心。但是有關中國陶瓷歷史的學術研究，長期以來落后于日本、歐美的一些國家，以至于有的西方學者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古代的瓷器中心在中國，但研究中國古代瓷器的中心在西方。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硅酸鹽學會馮先明先生和清華大學葉喆民先生各自主編的《中國陶瓷史》，大大改變了這一局面。江西景德鎮(zhèn)陶瓷學院曹建文教授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正是繼兩位先生之后在中國陶瓷史研究上的重要努力和開拓。

　　著名文物鑒定專家、92歲的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耿寶昌先生蒞臨研討會，并稱贊方李莉十年磨一劍，在全球范圍內搜集材料，從新的角度撰寫中國陶瓷史的學術精神，并認為此書的出版對國內外研究中國陶瓷的人都具有借鑒意義。歷史學家、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任大援長期關注方李莉的學術努力，他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是自覺擔當學術使命，認真撰寫的一部正史，“她是在受到前輩指導，特別是費孝通先生的指導、啟發(fā)和教育下逐步完善的。”陶瓷研究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認為，這本書從藝術人類學的角度“又一次建立了中國陶瓷史的體系”。

　　陶瓷研究專家、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呂成龍認為，方李莉從藝術人類學的新視野，突破了將陶瓷只當做工藝和美術品看待的局限，將其擴展到文化的語境和社會構成發(fā)展的領域中，使讀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僅了解了各個時期陶瓷藝術和文化的面貌，而且還明白了各個時期陶瓷發(fā)展背后的動力，由此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了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各種特征和內涵。《中國陶瓷史》出版方代表，齊魯書社副總編趙發(fā)國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以全球化的視角，把陶瓷放在社會生活的網絡空間，從文化的、社會制度的、美學思想的角度來分析，給予讀者一個更開闊的視野，使讀者不僅了解到中國不同時期陶瓷藝術的造型、原料構成等方面原料的特點，還能了解不同時期的文化、政治、宗教、經濟、美學思潮對陶瓷的影響及這種影響形成的不同時期陶瓷藝術的風格特征。

　　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色音認為，這本書的出版拓展了人類學，尤其是中國人類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并擴大了學科的影響力。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葉舒憲認為，方李莉是陶瓷專業(yè)出身，其愛人朱樂耕又出身陶瓷世家，以他們對陶瓷工藝的熟稔和專長，“寫出來的陶瓷史跟學院派完全不一樣，有自己的情感、生命的投入，每一幅圖片都有自己的鑒賞，這些東西是不能以文字來表達的”。

　　方法論的勇敢開拓

　　會議主辦方確定的會議主題是“全球化與新歷史觀——方李莉《中國陶瓷史》新書發(fā)布暨研討會”，這表明主辦方希圖在全球史學的背景上探索中國藝術史和文化史的初衷。與會學者對方李莉《中國陶瓷史》在方法論上的貢獻，給與了充分肯定。任大援認為，中國陶瓷史的研究可以分成六個學派，即文獻派、傳統(tǒng)鑒定派、科學實驗派、陶瓷考古派、外銷瓷分析派、藝術分析派。“方李莉的《中國陶瓷史》好像哪一派都包容不了？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方李莉的這部書非常強調從文化互動和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理解藝術史，具體來說就是以文化互動和文化變遷為基礎思想梳理中國的陶瓷史，這個思想是非常有見地的思想。”四川大學文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徐新建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從學術方法上很好地處理了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多民族關系、器與道、史與論四對關系，增加了著作的學術分量。

　　中國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能憲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不是一個單純的陶瓷發(fā)展史，而是通過陶瓷史反映中國自有陶瓷以來的、自有文字以來的其他方面的歷史，如，中國的生產技術發(fā)展史，思想發(fā)展史，審美發(fā)展史。” 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民族藝術》雜志社社長廖明君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的影響不僅僅局限于陶瓷研究本身，對其他藝術門類的研究也有啟示，該書在學術方法方面的啟示，一是以文化整體性的視角看藝術，再一個是關注民族藝術的發(fā)展。曹建文教授認為，方李莉《中國陶瓷史》努力把中國陶瓷史放在一個大的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強調中國陶瓷史從來都是世界陶瓷史，世界貿易史，世界經濟史，世界政治史，世界的文化史和藝術史的一部分，是很大的突破。色音認為，觀念的轉變和方法論的轉型比起具體操作層面更重要也更為艱難，方李莉突破了資料、語言文字、多元文化和單一民族的局限性，實現(xiàn)了方法上的重要開拓，富有學術意義。

　　方李莉《中國陶瓷史》的多方面啟示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邢莉提出了一個問題：人類學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轉向，但到底藝術人類學切入什么？選擇什么？“方李莉利用她有利的條件選擇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象征符號，就是瓷器，陶瓷。如果你說你是中國人，國外不管是學者還是關心文化的普通人，會把你和陶瓷連在一起，和絲綢連在一起。所以我覺得方李莉選擇的這個題目就占了很大的優(yōu)勢，中國有一條絲綢之路，也有一個陶瓷的向外傳播的路線。”

　　復旦大學教授納日碧力戈從薩林斯的文化思想出發(fā)，認為人類和自然，和萬物實際上共享的是小粉塵或者小顆粒，對這個小顆粒進行不斷的新組合。天和地相通，形氣神關聯(lián)在一起，靠著共性在一起，但是它的組合方式，風格和語體是各種各樣的。“方李莉的書啟示我們，如何去跨越過去的那些傳統(tǒng)的分類，在平行共生的不同風格中，發(fā)現(xiàn)和理解事物的交互性和交融性。”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教授王建民認為，方李莉的著作對中國藝術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啟示，藝術史應該從藝術形態(tài)或者形式的發(fā)展史，逐漸轉化成藝術文化史，不僅討論陶瓷的質地、造型、圖像、繪畫等等，也去討論書里涉及到的勞工生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這是應該提倡的一個思路。”

　　河南大學教授王宏偉尖銳地指出，當下學術紙上談兵的多，針對現(xiàn)實問題進行研究的著作太少。“方李莉不但多次走進田野，而且走進的是當下的田野，因為歷史傳承下來的是陶瓷，器物上面承載很多歷史信息”“如果我們把當代的陶瓷藝術作為一個人學的對象，作為一種對它的關照，就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我們的歷史。” 呂成龍認為，方李莉的著作表明：“中國古陶瓷的研究離不開多學科的交叉，比如器物的類型學、考古學、藝術史、思想史、歷史學、工藝學、人類學、自然科學、美學、中外交流史、民族學、政治制度史等等，包括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不斷地注入新的活力，激發(fā)人們的思考。”

　　方李莉研究員目前供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現(xiàn)任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藝術人類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