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飯局，坐在我對面的Z姓某央企中層突然要我猜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說出來很難為情，這位Z女士居然要我猜猜看她一年花在買名牌包包上的錢有多少?說實話，我和她并不算熟，面對這種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我當時唯一能體會到的感受就是尷尬。

　　但這種尷尬在對方看來或許并不是尷尬，而是一種炫耀。未等我作出反應，她便自問自答，非常自信地告訴我她去年花了多少錢來買LV、GUCCI之類的包包，我一算，都夠買北京主城區(qū)至少兩套兩居室的房子了。震驚之余，我忽然想起我媽十年前在街邊淘的一個黑色皮包，當年售價差不多二十元，那個皮包我媽一直用了十年。這倒不是因為家里窮買不起更貴的，而是那個包確實沒用壞，懶得換。

　　寫文章談及家人的皮包價格，有曝露隱私之嫌，在此我要跟老媽說聲抱歉。但是，在談論這個價值二十元的包包的時候，我內心其實是毫不忐忑的，甚至還有點坦蕩，最起碼，這能反映出我家庭的消費觀還不算鋪張浪費。然而在那個飯局上，當Z女士向我展示她每年的奢侈品包包消費清單的時候，坦白說，我的內心忐忑極了。我的忐忑來自于一個單純的想法，那就是：我實在不明白，一位央企干部在我這一介草民面前興致勃勃地展示我永遠不可能消費得起的奢侈品包包，怎么可能會贏得我的尊重?另外，這位Z女士還跟我套近乎說，她當年也是留過洋回來的。那我就更表示不理解了，如果你當初在老外面前也干過類似的事，你又如何贏得老外的尊重?

　　我的這個想法并不迂腐，而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直接的經濟學概念上：耗費。這個耗費的觀念和消費不太一樣，所謂的消費，其前提是建立在“滿足”的基礎上。比如一個人“消費”掉一頓盒飯，這就滿足了他生存的基本需求;另一個人“消費”了一本關于互聯網技術的書籍，這就滿足了他求知的需要。消費的目的，指向生產。吃飯與求知的消費，都能促進社會再生產，除非你不相信確保身體健康，保證知識及時更新能讓人更有效率地工作。

　　但在這種基本的消費以外，還有一種非生產性的消費，叫做耗費。比如，一頓10元的快餐明明能夠吃飽，但你非要去吃一頓價值兩千元的鮑魚，這就是耗費，因為吃鮑魚者永遠無法證明，吃鮑魚之后的工作效率會比吃盒飯時高出兩百倍。當然，這是一種機械論的看法，一個人不可能連吃飯時都還在腦中計算攝取的卡路里量和價格二者之間的比率。但粗略來說，此類并非為了再生產，其目的僅限于自身的消費都可以統(tǒng)稱為耗費。

　　再換個說法：我買了一個蘋果，自己吃掉，這叫消費;但如果我買了一噸蘋果裝在卡車里，然后當眾傾倒入河中，這叫耗費，換言之，耗費的潛臺詞是對財富的“摧毀”。然而，這種摧毀并非毫無價值，至少，在社會功能上，它有一個巨大的作用，那就是用以區(qū)分社會階級。

　　不少人都聽說過古代印第安的野蠻部落里流行的“夸富宴”。在這類宴席上，主人請來四方賓客，故意在客人面前大量毀壞個人財產并且慷慨地饋贈禮物，其形式可以是大規(guī)模地烹羊宰牛，也可以是大把地撒金撒銀，目的歸根到底只有一個，讓那些受邀而來的賓客蒙羞，從而證明主人雄厚的財富和高貴的地位。這對于部落里的貴族來說，不僅僅象征著權力和奢侈，也是用來確定部落內部等級秩序的一項義務。

　　用耗費性活動來標識不同階級的人群，這本身不存在什么問題。問題在于，類似于“夸富宴”這樣的行為往往伴隨著人類最原始的非理性意識，例如縱欲、狂歡、浪費、大規(guī)模祭祀的儀式等等，所有這些行為恰恰是啟蒙主義以降的西方“理性”思維所拒斥的。在崇尚理性思維的現代中產階級看來，夸富宴無疑對人類的理性構成了冒犯。“炫富”是只有部落領袖才會干的事，而對于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人來說，如何合理分配自己那點含辛茹苦掙得的錢，純屬個人隱私，怎么好意思展示給公眾看?奢侈性的耗費在他們眼里成了一種羞恥，而不是原始部落里的儀式性狂歡。

　　觀察今天的中國，奇怪之處在于，人們對于奢侈品的消費并不具備任何中產階級式的羞恥感，反而更像是印第安的野蠻人首領在舉行“夸富宴”，中國的富裕階層用購買大白菜的速度源源不斷購買普拉達、阿瑪尼、登喜路……這氣勢，自然會嚇退西方人，正如同氣勢恢宏的Z女士用它氣勢恢宏的名牌包消費數額嚇退了我。但我要聲明，自己并非被巨額的數字所嚇退，而是被一種時空穿越的錯覺所嚇倒：我究竟活在21世紀的中國，還是史前時代的印第安部落?

　　世界奢侈品協會發(fā)布數據預測，2012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量將會超過地球上的所有國家，成為世界第一。其實哪一年成為世界第一并不重要，但增長的趨勢卻已經是篤定的。理論上說，日后中國人排隊進入奢侈品店席卷一空的機會不會減少，我以后聽到別人在我跟前曬奢侈品賬單的次數也只會增多。寫及此處，想起最近有條新聞透露說商務部考慮降低進口奢侈品的關稅，改變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地點主要在國外的現狀，說是能拉動內需。在我看來，能不能拉動內需、改變所謂的奢侈品消費結構倒在其次。奢侈品關稅降低后，最顯著的效果將是，富裕階層的奢侈品消費將更迅速地增加，下次再見到Z女士時，她的消費清單恐怕還要翻倍，而那些不購買奢侈品的人，終究不會購買。

　　假如我每天都有一筆能吃得上魚翅的余錢，我絕對不可能天天用那筆錢去買魚翅吃，即使間或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買了，我想自己也應該吃得偷偷摸摸，不會告訴任何人。因為我無法認同以耗費的手段來證明自己屬于某個社會階級。但個人的信條無法放之于社會的道德，今天的現實是，如果買了LV包包不拿出來曬一曬，就像古語說的，“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錦夜行”，真是糟蹋了那靚麗的包。那個包，已經不再是包了，它是被消耗掉的個人財富的假借。換言之，賺多少錢并不重要，能花多少錢才說明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這出上演在當代中國的“夸富宴”，其心理基礎，卻與史前的印第安人無異。從一個側面，這也說明，除了用金錢來標示出自己的社會等級，我們恐怕已經很難找到被社會大眾公認的其他標準了。我們的標準，說穿了就是野蠻人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