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清乾隆粉彩鏤雕果籃及果盤瑞士西方古董公司收藏
圖2清乾隆黑彩描金朵花紋咖啡具
圖3清乾隆粉彩描金花卉紋大碗
北京劉卓
花卉一直是中國瓷器裝飾紋樣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唐代開始，由于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花卉作為植物裝飾題材的一部分逐漸在裝飾藝術中嶄露頭角，諸如蓮花、石榴花、牡丹花等花卉紋樣廣泛運用于陶瓷、金銀器、漆器、絲綢等各種工藝品之上。宋元時期，花卉裝飾紋樣受到興盛的花鳥繪畫影響一改唐代豪放風格，
裝飾的花卉種類更加繁多，并且造型豐富寫實，體現(xiàn)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內(nèi)涵。明清兩代，中西文化交流處于鼎盛時期，中國瓷器上的花卉裝飾紋樣除了中國常見的種類之外，更是融合了西方人所鐘愛的眾多花卉種類，并且吸收西洋繪畫的表現(xiàn)形式來作為裝飾呈現(xiàn)。
18世紀橫跨中國清代康、雍、乾三代盛世，在這100年間西歐國家熱衷于對植物學的研究，再加上東西方頻繁交流的過程之中所受到的東方文化熏陶，引發(fā)了西方人對于花卉的熱情，因此豐富多樣的西洋花卉開始作為裝飾圖案大量出現(xiàn)于西方人的生活器用之上。當時許多西方傳教士、商人及船員來到中國定制專門的瓷器作為紀念及日常所用，其中裝飾于瓷器上的許多紋樣都是商人依照自己所帶來的西方油畫、銅版畫樣稿要求中國匠人制作的。至此，各種嬌艷明麗的西洋花卉紋樣成為18世紀中國瓷器裝飾中的重要母題。
這一時期，裝飾于中國瓷器上的西洋花卉分為主體裝飾紋樣和輔助裝飾紋樣兩種形式。作為主體裝飾紋樣的花卉一般常見于玫瑰、薔薇、百合、萬壽菊、向日葵、郁金香、罌粟、康乃馨等這些花朵體形稍大，花瓣豐滿的花卉品種。主要裝飾于各種造型的瓷器器皿的內(nèi)、外部中心位置。作為輔助裝飾紋樣出現(xiàn)的花卉多是三色堇、金銀花、夜來香、風信子、金盞菊、矢車菊等這些花朵體形比較嬌小，花瓣少，部分葉子都大于花朵本身的花卉，它們一般裝飾于各種器物的口沿部位以及底足邊緣。
這些西洋花卉中，表現(xiàn)最為豐富的當屬玫瑰花。玫瑰在西方是備受喜愛的一種花卉，它代表著生命與激情，象征著愛情、智慧與美好。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玫瑰花是愛神維納斯的化身，被奉為上帝的恩賜，渲染著美麗的神話色彩；在世俗生活中人們則用它來表達歡樂與悲傷的情感，或者作為權力和榮譽的象征。所以許多西方國家把玫瑰作為國花，把皇室的徽章用玫瑰花表示。
玫瑰花裝飾于中國瓷器上多作為主體紋樣出現(xiàn)，其中又分為獨枝和花束兩種構圖方式。作為獨枝形式的裝飾一般是將花、莖、葉都描繪出來，玫瑰花的姿態(tài)形象逼真，十分寫實。如收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粉彩鏤雕果籃及果盤(圖1)，是清乾隆時期瑞典貴族馮羅森在中國定制的，這套裝飾有玫瑰花的瓷器分果籃和果盤兩件。果籃底部與果盤的中間都有一枝含苞待放的玫瑰，玫瑰花獨枝而立，姿態(tài)優(yōu)美，色彩鮮艷，寫實逼真。此外還用黃、綠、藍、赭4種顏色的小花朵裝飾了網(wǎng)狀的籃身。這件作品雖然是在中國定制的，但是模仿當時德國邁森瓷器的特點，在裝飾上極具西洋特色，是裝飾獨枝玫瑰花圖像的典型作品。
又如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館收藏的一套乾隆時期黑彩描金朵花紋咖啡具(圖2)，分有壺、托碟、杯子三件。壺單柄，彎流，有海螺造型的鈕蓋，壺身下方的中心位置則用黑彩描繪出一朵飽滿俏麗的獨枝玫瑰花。黑彩瓷器于18世紀初期在景德鎮(zhèn)開始嘗試燒造，至乾隆年間，這類黑彩瓷器的燒制已經(jīng)十分成熟。它是用纖細的灰黑線條勾勒出各種造型的圖像之后再敷彩，多使用黑彩加金的形式來燒制，能夠成功地模仿歐洲銅版畫和蝕刻畫的視覺效果。這套黑彩描金咖啡具不僅在圖像裝飾的顏色和形式上凸顯出濃厚的西洋風格，在器物的造型上更是模仿西歐國家金銀器的造型，在古斯塔夫二世時期的瑞典就有同樣造型的銀器在同時使用。
除獨枝表現(xiàn)以外，西方人在中國來稿定制玫瑰花卉裝飾的瓷器，多以花束的樣稿為多。玫瑰花一般與其他西洋花卉搭配，玫瑰為主體，其他花卉、枝葉圍繞左右，有時會用飄逸的絲帶系于花莖底部。束花的構圖方式能夠表現(xiàn)出植物舒展的外部形態(tài)，花卉枝葉并存，能夠凸顯出花卉裝飾圖案整體、大氣又富于變化的裝飾特點。
如分別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館和瑞典西方古董公司的這兩件燒制于不同時期的瓷器，它們是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是在風格上幾乎一樣。粉彩描金花卉紋大碗(圖3)是清乾隆時期定制的，碗、盤的口沿部位均有藍彩描金的樹葉環(huán)帶形紋飾，碗外壁有一束紅色玫瑰及一枝獨枝玫瑰花，配以藍色的小矢車菊、黃色的小碎花和綠色的枝葉，花卉右邊繪有瑞典文“安娜”。這套瓷器是蓋博瑞·蓋得船長從廣東定制回來作為禮物送給他的妻子安娜的，他是瑞典的海軍上尉，曾指揮兩艘瑞典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到達廣州，期間在中國定制了不少中國瓷器。另一件粉彩描金花卉紋花口盤(圖4)燒制于清嘉慶時期，盤沿是圓形的花口，盤的中心位置同樣也繪制了一束與圖3一樣的玫瑰花束裝飾，區(qū)別之處為盤心的花束被4枝纖巧的獨枝花對稱點綴。這件瓷器也是作為禮物送給一位叫安娜·加德的女子，她嫁給了當時的加布里埃爾·加德船長，這位船長在1799年至1803年間兩次遠航中國，該瓷器就是此時期從中國定制的。這兩件瓷器雖然是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西方人定制的，但都是模仿德國邁森瓷器的裝飾風格設計的，所以圖像裝飾的風格幾乎一樣。
圖4
玫瑰花束除了配以其他各種小花點綴之外，有時還會描繪一只小鳥立于花枝頂梢，使得花卉圖像的裝飾更加富有生氣。如這件乾隆時期的廣彩西洋花鳥紋花口盤(圖5)，盤高2.5厘米，盤的中心繪有幾枝盛開的玫瑰花，在右側花枝上描繪一只通體雪白、尾羽黑亮，仰頭高歌的小鳥，花朵與小鳥交相呼應，仿佛在互相對話。
圖5
僅次于玫瑰花，在瓷器裝飾上出現(xiàn)的較多的西洋花卉是歐洲常見的薔薇花。薔薇花不像玫瑰花那樣在西歐人心目中有很高的象征寓意，但是因其濃郁的芳香，薔薇可以提煉成為香水，加之獨特的藥用價值，薔薇同樣為人們所喜愛。
薔薇花在中國古已有之，明代詩人顧磷曾賦詩：“百丈薔薇枝，繚繞成洞房。密葉翠帷重，秾花紅錦張，一月留余香。”，描繪出薔薇花姹紫嫣紅的美麗。但這僅限于中國的文學作品之中。在歐洲，薔薇花作為香料和藥用的價值得以利用，因之得到廣泛栽植，不僅出現(xiàn)繁多的品種，更作為裝飾圖像出現(xiàn)于裝飾運用領域。
圖6
薔薇花的顏色常見的有白、黃、橙、粉、紅、紫、黑等，而18世紀作為裝飾圖像出現(xiàn)于中國瓷器上的薔薇花基本為紅、紫兩色，其他顏色少見，這也是中、西方人在審美感受上所呈現(xiàn)出的差異性特點。西方人在中國定制瓷器的同時也許會對器物造型以及裝飾內(nèi)容有所限制，但在具體的瓷器生產(chǎn)過程中，繪瓷藝人還是會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審美習慣對所裝飾的對象有選擇地加以表現(xiàn)。紅、紫兩色在中國象征富貴和吉祥，在喜慶的日子和重要的節(jié)日都是首選的顏色，所以中國的工匠會將裝飾于中國瓷器上的各種薔薇花均描繪為紅、紫兩色也就不足為奇了。如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燒制于乾隆時期的廣彩開光花卉紋杯(圖6)，杯子的整體造型融入了歐洲獎杯造型的風格，但又有所簡化，杯子為撇口，口徑8.6厘米，杯高8.8厘米，弧壁、深腹，杯身的兩側還有施白釉的龍形杯柄。杯身外壁以藍彩為地，通體裝飾白色連珠紋，在杯身的中心部位分別有兩面內(nèi)施白釉的開光，開光之中裝飾有兩紅一紫的3朵簇擁薔薇花，花朵飽滿，花瓣外卷，其周圍還零星點綴著一些形態(tài)簡潔的綠葉。此杯用暈染的手法表現(xiàn)出薔薇花瓣顏色由里向外深淺不一的變化，不僅如此，每一片花瓣的邊緣及中間部位還以流暢的線條勾勒出了圓潤的外形和清晰的紋理。其精細的繪制手法更增添了花卉裝飾的清新俏麗之感。此件瓷杯可謂當時廣彩瓷器中的精品之作。
圖7
另一件乾隆時期的廣彩西洋花卉紋壺(圖7)，壺身一側的薔薇花圖像在裝飾手法上與圖6瓷杯十分相似。在中心繪有一紫一紅兩朵花瓣舒展的薔薇花以及一朵嬌小的橙色矢車菊，周圍環(huán)繞著數(shù)朵小薔薇花、橘色野花以及大小不一的綠葉，在顏色的暈染和線條的勾勒上接近圖6瓷杯的效果。
圖8
薔薇花還經(jīng)常與纖細的藤蔓一起組合，形成瓷器各部位的輔助紋飾。如現(xiàn)藏于哥德堡市博物館的乾隆粉彩描金徽章紋杯(圖8)，口徑7.5厘米，有環(huán)形手柄，杯身以釉上彩和金彩繪制出歐洲風格的環(huán)帶紋和徽章紋，在口沿外壁有一圈紅色小薔薇花與綴滿綠色小葉的藤蔓組合成的帷幕形圖像，此為輔助裝飾。
中西方人都熟悉的百合花同樣也是18世紀中國瓷器上裝飾的經(jīng)典花卉。在西方，百合花是天主教中圣母瑪利亞的象征，代表圣潔、純真。圣經(jīng)《新約·馬太福音》中有這樣一句話：“百合花賽過所羅門的榮華”，文中的所羅門指的是以色列國王，所以以色列國王的寺廟頂上就有百合花的裝飾。此外，百合花還是王室權威的代表，從12世紀起便成為法國國徽的圖案，是法國皇室的標志。
圖9
18世紀，裝飾有百合花圖像的中國瓷器不僅有用于出口的外銷瓷器，同時也有供宮廷皇家使用的內(nèi)銷瓷器。裝飾的百合花一般多見紅、粉、橙等偏暖的顏色。如現(xiàn)藏于瑞士西方古董公司的乾隆時期燒制的粉彩折枝紋花口盤(圖9)，此盤為瑞典商人克拉斯·奧爾斯卓姆在中國景德鎮(zhèn)定制的中國外銷瓷盤。此盤口徑23厘米、高2.2厘米，盤中央畫有一株綻放的百合花，枝干的頂梢有兩個花瓣外卷的花朵，花瓣輪廓描繪得起伏生動，中心配以鵝黃色的花蕊，花枝自上而下生長著墨綠色的莖葉，底部系著一根黃色絲帶，盤沿一周是用綠葉和礬紅色紋線裝飾的一圈波浪紋。此件瓷盤施以粉彩，其獨特的釉色效果使整株百合花更加娉婷玉立、生動寫實。
圖9
另一件裝飾有百合花的瓷器為原清宮內(nèi)府收藏的乾隆時期粉彩鏤空花卉圖燈罩(圖10)，為中國的內(nèi)銷瓷器。燈罩整體呈橢圓燈籠形，高29.7厘米、口徑10.8厘米，胎體輕薄，內(nèi)部中空并且口足相通，器身鏤空，鏤空地上堆塑有紅色蝙蝠，留有4個橢圓形開光，開光內(nèi)施粉彩，繪有一株高立的黃橙色百合花，花瓣外卷的兩朵百合花一高一低相對開放，旁邊還飛舞著一只黃色蜜蜂；一束翠綠色蘭草依偎著百合花枝，中間的一根蘭草上還停留著一只褐色知了；幾枝粉色的小矢車菊點綴在根部，花朵嬌小可愛。
這兩件裝飾有百合花的中國內(nèi)、外銷瓷器，雖然它們的所屬者在不同的國家，地域環(huán)境和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對于美麗花卉的熱愛與追求是不分國界的。對比這兩件瓷器上的百合花圖像裝飾，它們雖在內(nèi)容的選擇上一致，也均是運用生動寫實的手法進行描繪，但在構圖上還是有一定的差異。盤中的百合花是獨株的方式表現(xiàn)，周圍沒有其他裝飾，體現(xiàn)出花枝本身形態(tài)的特質；而燈罩上裝飾的一枝百合花是與蘭草、菊花、昆蟲等其他植物同時出現(xiàn)的，并非僅僅表現(xiàn)花枝形態(tài)，更注重植物背后所蘊涵的寓意和象征性，多用以表達美好的情感。
菊花是中國的傳統(tǒng)名花，歷來是中國瓷器裝飾的主角。作為裝飾圖像出現(xiàn)于瓷器上的中國菊花，一般為花盤嬌小、花瓣不甚茂密、顏色單一的野菊花，也可以稱之為“土菊花”。18世紀開始，清宮盛行西洋風，有文獻記載，乾隆初年，來自“西海”的44種菊花傳入中國宮廷，被稱作“洋菊”，當時皇室避暑的行宮——承德避暑山莊就有專門的栽植。這些洋菊花花大色鮮，姿態(tài)多變，品種繁多，乾隆皇帝曾稱贊道：“洋菊近年始出，各種不一，其大有徑周尺者，不見于古”，洋菊花一時成為當時宮廷的新寵。這些外來的菊花中包括有金盞菊、萬壽菊、雛菊、矢車菊等新品種，其中要數(shù)萬壽菊在乾隆年間的避暑山莊和北京的皇家園林里栽植最為廣泛，最受時人的喜愛。
圖10
18世紀中國瓷器上的西洋菊花裝飾也較為豐富。萬壽菊基本都作為瓷器上的主體裝飾，矢車菊、金盞菊及雛菊一般作為輔助的襯托花卉出現(xiàn)。如燒制于康熙時期的青花礬紅描金花卉紋盤(圖11)，利用青花加礬紅彩描金的方式把萬壽菊裝飾于器物的主要位置，萬壽菊與其他花草組合并置，菊花的花朵碩大而飽滿，花蕊中心著深色彩釉，花瓣內(nèi)未填釉色，僅用礬紅釉細致地勾勒出花瓣的輪廓線，線條整齊清晰，細膩雅致，生動地描繪出了萬壽菊富貴豐滿的特征。
圖11
圖12
向日葵又叫太陽花，原產(chǎn)于北美洲，約在明朝時引入中國，也是18世紀出現(xiàn)在中國瓷器裝飾上的一種西洋花卉。向日葵基本出現(xiàn)在18世紀早期的青花瓷器之上，到了18世紀中晚期，彩瓷上基本沒有這種西洋花卉的裝飾了。這件乾隆時期燒制的外銷青花瓷八方盤(圖12)，盤的中央位置描繪一大株太陽花與其他花草組合的裝飾圖像，雖然僅以單一的青花色對花卉進行描繪，但是在筆法和釉色的處理上都十分細膩寫實，花朵中間的花心和外展的花瓣在造型上均十分簡練，構圖具有張力。
郁金香也是眾所熟知的歐洲花卉。歐洲最早種植的郁金香是在16世紀末期從土耳其引入的，后來在荷蘭發(fā)揚光大。17世紀初期，歐洲各國開始競相發(fā)展與東方亞洲、中東地區(qū)的貿(mào)易，除了進口當?shù)氐钠尕浾鋵氈猓�大量引進異國的花卉園藝，流行栽培具有異國情調的奇花異草，郁金香就是其中最為典型的進口花卉。當時的郁金香在荷蘭風靡一時，擁有它成為有錢人的虛榮象征，因此引發(fā)了進口、搶購荷蘭郁金香的狂潮。到17世紀后半期，郁金香開始作為藝術作品的重要表現(xiàn)對象，其圖案大量地運用于工藝品裝飾之中。18世紀，當時在中國定制瓷器的歐洲人有把銅版畫、素描稿或者是油畫樣稿帶到中國，供繪瓷的匠師參考，而郁金香這一美麗的花卉也跟隨著這些畫稿進入中國人的視野。
圖13
裝飾郁金香紋樣的中國瓷器基本都為外銷，有作為主要紋飾裝飾的，也有作為開光及邊飾表現(xiàn)的。這件乾隆廣彩西洋花卉紋盤(圖13)就是裝飾郁金香的佳作，盤的中央位置描繪了一束色彩艷麗、外形逼真的花卉，其中有一朵盛開的金黃色郁金香、兩枝紫色的小夜來香以及數(shù)根嫩綠色花莖。花枝擺放緊湊，花朵上下錯落，花瓣顏色由深到淺過渡自然，從造型到顏色都帶有一點歐洲油畫的寫實風格。
18世紀，中國瓷器上裝飾的西洋花卉紋樣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內(nèi)涵深刻，不僅證明這一時期中國瓷器作為一種貿(mào)易商品的存在，而且說明中國外銷瓷是中外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載體。這些裝飾于中國瓷器上異彩紛呈的西洋花卉，不僅反映了西方人向往與熱愛自然的文化心境，同時帶來了區(qū)別于中國傳統(tǒng)的各種新的藝術繪畫形式，這不但讓我們從藝術本體上了解中西之間的交流，更通過這些體現(xiàn)西方藝術特征的中國瓷器，使當時的中國社會了解到西方的風土人情與歷史文化，拓展了一條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