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zhèn)陶瓷藝術的現狀是一大批畫家指揮著一大批農民生產瓷器。畫家不會動手操作，農民沒有藝術思想。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劉耿 | 江西景德鎮(zhèn)報道

　　宋景德元年(1004年)，一紙敕令從帝都開封傳遞到江西省東北部的昌南鎮(zhèn)，這個偏居一隅的小鎮(zhèn)因出產的瓷器光致茂美，深得宋真宗賞識，被賜名為“景德鎮(zhèn)”。

　　2004年，中國輕工業(yè)聯(lián)合會和中國陶瓷工業(yè)協(xié)會簽發(fā)的“中國瓷都”牌匾，再由京都而出，這次沒在江西停留，直奔嶺南而去，落戶潮州。

　　景德鎮(zhèn)度過了一個尷尬的建鎮(zhèn)千年盛典。

　　景德鎮(zhèn)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依靠一種產業(yè)維系生存十個世紀而沒有中斷的城市。這條高而平穩(wěn)的發(fā)展曲線，在最近30年掉頭向下，打壓它的是“市場經濟”。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市場化的沖擊讓以手工藝術瓷為主的景德鎮(zhèn)難以招架，原有的十大國營瓷場無可奈何地以破產結束了曾經的輝煌，產業(yè)形態(tài)化整為零。

　　已被掛起許多年的家庭作坊的小舢板，被再次投入“海”中已極不適應。景德鎮(zhèn)一年70%以上的瓷器是通過在外地擺地攤、展銷會等形式銷售出去的，這對于堅守著高端與榮耀的老手工藝人是一種折磨。

　　一批中生代陶藝家的思索、探索表明，陶藝取代傳統(tǒng)陶瓷制作，是景德鎮(zhèn)再造“瓷都”的可能路徑。

　　古鎮(zhèn)走到了谷底

　　1983年，《話說長江》在央視首播，第17回題為“瓷都景德鎮(zhèn)”，以帶有時代色彩的朗誦腔用“煙囪林立”來形容這座瓷都的繁庶。今天，“雕塑瓷廠”內仍保留著存世不多的兩根大煙囪。

　　它們都已廢棄，鉆進底座，是一個客廳大小的窯，目前用作倉庫，木架上擺放著盛黃酒的瓷瓶，笸籮里密密疊著各色瓷花朵。正在此處拍紀錄片的作家徐星興奮地摳著窯壁上的渣滓，“在這經過真火淬煉的歷史信物面前，一切藝術品都是浮云。帶一塊回去給心愛的女人，象征你對她的愛情。”

　　窯外工作室里的女工顯然不是送出這份禮物的合適對象。窯渣就是生產垃圾，她們專心致志地像包餛飩一樣把陶泥捏成一片花瓣，16個花瓣拼成一朵蓮花。這種直徑3厘米的蓮花，一天能做八九十個，每朵賣3元錢。收音機里正播放著評書，爐上坐著鐵壺，一名5歲的小女孩趴在木桌上看媽媽捏花，時光仿佛不在當下。

　　像這樣的陶瓷小作坊，景德鎮(zhèn)最多時有4000多家。它們主要是由十大國有瓷廠分生出來的。計劃經濟時代，國有陶瓷廠的產品大都由政府采購，景德鎮(zhèn)千年來一直主要為官方服務、靠官方訂貨生存的貢品文化便得以延續(xù)。這種方式的特點是不計成本地致力于工藝精研，而對市場調查、企業(yè)管理、成本控制這些市場經濟要素一無所知。

　　上世紀60~80年代，當時不到40萬人口的景德鎮(zhèn)市區(qū)號稱有8萬陶瓷工人，能在國有瓷廠謀一編制，像現在當公務員一樣光榮。

　　這份光榮的職業(yè)卻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逐漸枯萎。景德鎮(zhèn)仍只抱著藝術瓷，日用瓷的新進展幾乎是空白。與此同時，潮州、宜興、醴陵、唐山、佛山、淄博、德化、南海等陶瓷產區(qū)紛紛引入民營資本，根據市場需求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走上現代化企業(yè)之路。日用瓷器，如碗、碟、盤或者建筑用瓷磚，都不是景德鎮(zhèn)可以批量生產的，中國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馬賽克貼墻運動并沒有給景德鎮(zhèn)帶來好處。

　　還有一個被忽略的史實---從60年代開始，國家工業(yè)布局的大調整，將一批“三線”企業(yè)諸如897廠（現萬平電子）、昌河飛機（現昌河集團）等塞進了景德鎮(zhèn)，弱化了陶瓷在景德鎮(zhèn)的地位，使這座瓷都從彼時開始被動轉型。

　　工業(yè)布局調整、改革開放等全國一盤棋的頂層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景德鎮(zhèn)。景德鎮(zhèn)的窯火千年不滅，與其四面環(huán)山、交通極為不便關系很大，使其可以不受打擾地致力于生產。而且，這塊兵家不到之地，反而在每次北方兵亂時收留了大量的匠人。

　　1995年，這座901歲的古鎮(zhèn)終于走到了谷底。景德鎮(zhèn)宣布改革大型國有瓷廠，實際就是解散，7萬陶瓷工人，1/3下崗、1/3退休、1/3留在企業(yè)維持。一個可供佐證經營狀況不佳的指標是：“龍珠閣”商標和“景德鎮(zhèn)”證明商標這兩種馳名商標的花紙的印量，在80年代末超過80萬張，當年不足15萬張。

　　景德鎮(zhèn)由此成為當時江西失業(yè)率最高的城市。起初還有一批下崗工人靜坐在市政府門口，在明確了指望國有瓷廠復興重新招工幾乎不可能之后，有人成了三輪車夫，有人南下廣東，僅廣東佛山就有400多景德鎮(zhèn)人擔任廠長，更多留下來的景德鎮(zhèn)人三三兩兩地組成了家庭式作坊自產瓷器。

　　配方保密，創(chuàng)意抄襲

　　1995年，原中央工藝美院大四學生王海晨到景德鎮(zhèn)實習，正趕上這景德鎮(zhèn)的千年變局。

　　當時，影響陶瓷業(yè)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陶藝思潮傳入中國，并逐漸在輿論上形成規(guī)模。17世紀之前，中國影響著整個世界的陶瓷文明；一百年后，西方獨特的藝術觀孕育出陶藝文化。作為傳統(tǒng)工藝的陶瓷業(yè)在中國一直沒有獲得業(yè)態(tài)的提升，與木匠、瓦匠、鐵匠等并列，中國歷代存世瓷器，只有年號底款，從來沒有藝術家簽名，這證明了制瓷只是一項手藝，不是藝術。至今在景德鎮(zhèn)的鄉(xiāng)下，孩子不愛讀書，父母會這樣嚇唬：“那就跟你舅舅去學拉坯”。

　　王海晨最厭惡的就是有人問：“做陶瓷，不就是瓶瓶罐罐嗎？”有著純藝術情結的王海晨告訴本刊記著：“陶瓷是用來表達藝術家思想的語言，不能流于唯實用論。在瓶子上畫與在紙上畫又有什么區(qū)別？”

　　景德鎮(zhèn)在王海晨看來不是一個潛心于陶藝的好地方，她遠走歐洲，法國、德國、荷蘭和西班牙，遍訪名窯。最后，她在里昂的La Borne陶藝村停下來，跟著一個燒柴窯的陶藝家習藝。在這個像世外桃源一樣的地方，王海晨真實體驗到陶藝家的生活狀態(tài)。他們生活都很簡單，睜開眼啃兩口面包，互相打個招呼，挺高興的，就去拉坯，晚上互相問候：“今天燒得怎么樣��？”

　　沒有一個陶藝家是開大奔、住豪宅的，全都穿得破衣邋遢，物欲極低。有時湊份子燒窯，連燒三天不斷火，大家就輪班，圍窯夜談，篝火映在臉上，像開派對。很多慕名而來的顧客也等在窯邊，等待退窯的那一刻。

　　全村的人都在做陶，幾乎找不到兩位藝術家使用相同材料、相同制作工藝的作品。陶藝家大部分的技術是公開的，大部分的配方也是公開的，不需要花時間去研究一個屬于自己的配方，然后才能做出東西，可以將更多的精力專注于創(chuàng)作。這與中國恰好相反：配方保密、創(chuàng)意抄襲。而在歐洲陶藝家的眼中，賣一件與隔壁同樣款式的東西，是一件羞恥的事。

　　這些富有創(chuàng)意的陶藝作品，賣價不菲，一個盤子上千法郎。這里同樣也能找到景德鎮(zhèn)制造的瓷器，“玲瓏米粒碗”是經典款產品，只有十幾法郎，而且?guī)资�年中沒有任何新的創(chuàng)意附加上去。歐洲人更感興趣的是來自中國的物美價廉的原材料，一條荷蘭產的陶泥要幾千塊，中國泥只幾百塊，質量更好。

　　其實，出口到歐洲的景德鎮(zhèn)瓷器還算是上品，更多連乙等品都達不到的景德鎮(zhèn)瓷器，開始以展銷會的形式出現在各大城市的樓盤里，在與物業(yè)、城管和工商的“斗智斗勇”中生存。作為“舊時王謝堂前燕”的景德鎮(zhèn)瓷器，以這種廉價的方式“飛入尋常百姓家”。

　　在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的幾年里，中國幾乎所有大小餐廳都在使用一種景德鎮(zhèn)產的扁蓋南瓜壺，純白，沒有圖案。景德鎮(zhèn)還有為宜家、家樂福等洋品牌打工的。

　　來自家庭作坊的產品實在太次，幾乎沒有一只碗擺在桌子上不晃蕩。景德鎮(zhèn)駐地辦事處從來不承認這些是景德鎮(zhèn)瓷。海外展銷更是雙重削弱了China(中國)和china（瓷器）的形象，從2002年11月起，當年簽發(fā)給民營陶瓷廠的8000多本因私護照，被要求放在公安局“代為保管”。

　　被“錯愛”的“臺商”

　　景德鎮(zhèn)陶瓷業(yè)的“自由落體”在進入新世紀后已不可逆轉。2001年，新的江西決策層提出“重振瓷都雄風”，招商引資是其中的重要措施。

　　臺灣陶藝家徐瑞鴻在此時被引入景德鎮(zhèn)。作為景德鎮(zhèn)的第一位帶有標桿意義的臺商，他租到了國有華風瓷場5000平米的廠房。

　　站在空蕩蕩的廠房中間，徐瑞鴻的心底不免有些凄涼。這個廠被解散后只剩下一個空殼，地是泥地，不鋪水泥，雨天房內同時出現幾條瀑布。臺灣特色的“打拼”是自勵的唯一話語，當地人卻時常搞不懂他要什么，為什么要排這么多水龍頭，為什么要排這么多分電盤。這是兩岸陶瓷制作工藝分歧在廠房設計中的表現。

　　徐瑞鴻自稱“帶著一種將傳統(tǒng)文化注回母體中的使命感而來”。

　　若是景德鎮(zhèn)的引資人將徐瑞鴻視為“臺商”實在是一種錯愛。這十年中，他的企業(yè)越做越小，3年前，“廠”縮編為“工作室”，只剩下6個人、5條狗。當然，2000萬元人民幣的投入是真金白銀，十年燒制出的作品不超過100件（一個品種算一件）。

　　他不賺快錢。有文物販子上門求購他處理淘汰的碎瓷片以冒充古瓷，被拒之于門外。“縱有家財萬貫，不如汝瓷一片”，徐瑞鴻醉心的正是復活官汝窯的燒制技術。汝窯在南宋時就被認為是瓷中魁首，當時就為皇家御用，歷史上只燒造了20年，此后神秘失傳。徐瑞鴻已用去10年時間復原這項只有過20年壽命的技術。

　　“用兩個月的時間去燒一只墨海；利坯，一天最多只做6個，通常早上一個、晚上一個，一刀一刀慢慢地削，削到自己用手摸摸行了，這才可以；有些作品，今天不想動它，就把它放在密封的箱子里，等待靈感出現”⋯⋯ 徐瑞鴻告訴本刊記者的這些話，在一位一天拉3000只碗的78歲老藝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的。

　　老人在御窯國家遺址公園表演拉碗，徐瑞鴻覺得老人成了“人形機器”，但他認為“這是過渡期的現象，迷失在需要多少錢的困惑里，我就是在等精神文明復蘇的那一天”。

　　徐瑞鴻堅持用陶瓷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是一種語言創(chuàng)新。而景德鎮(zhèn)有的只是程式化的語言，拉坯、利坯、上釉、配釉、燒窯統(tǒng)統(tǒng)都是祖宗傳下來的，只要根據需要排列組合就可以了。于是，徐瑞鴻就跟當地的技師失去對話基礎，這個帶著文化復興使命而來的臺灣人，竟與景德鎮(zhèn)的陶瓷大師沒有任何交流，閉門造車。

　　他最大的交流面是與當地的農民。炊煙裊裊升起，他就敲門進去看人家燒什么柴，買他們的灰，松針灰、樹葉灰、草木灰，含鐵量高，都是釉藥；為了練一條泥，從普通的泥變成燒窯的泥，通常要花半年時間，泥料取自于鄉(xiāng)下農田，在方圓兩三百畝至幾千畝的土地中掘地一米去采樣，有時嚼嚼嘗嘗，“帶堿的泥，有點兒咸”，來確定這一帶的泥是否可用。

　　徐瑞鴻所過的生活正是王海晨在歐洲遇到的“陶藝家模式”。臥室與工作室的距離是十米，“晚上我更希望守著我的窯，知道我的窯是什么狀況。我要想動手時，隨時都能動手，房間外面就是可以工作的地方，寫寫釉藥、寫寫對器物的感言，記錄下來，慢慢形成自己陶藝語言。”

　　徐瑞鴻已8年沒有返回臺灣，“我怕回去就不回來了。”

　　與傳統(tǒng)開玩笑

　　每個周六清晨，樂天陶社創(chuàng)意市集例行開市。參展的都是陶瓷學院的學生，一共100多個攤位。手鏈、瓷鞋、毛衣鏈、瓷娃娃，相比滿大街的瓷甕、瓷盆、瓷瓶，這里多少有了些創(chuàng)意的影子。

　　活動組織者之一江波說：“學生畢業(yè)展覽以后不知道作品放哪里，不知道要不要留在景德鎮(zhèn)，但是樂天想讓他們留下來，因為景德鎮(zhèn)需要破舊立新，不然就要完蛋！”

　　陶瓷學院進行的是陶藝教育，與景德鎮(zhèn)的現實是脫節(jié)的，而“景德鎮(zhèn)的未來卻在陶藝”。最后一句話是徐瑞鴻在對答市長景德鎮(zhèn)陶瓷業(yè)該往何處去時的建言。

　　王海晨等一批陶藝家也是這么認為的。然而這個大方向卻不是由景德鎮(zhèn)既有條件歸納得來，而是由排除法得來的。

　　景德鎮(zhèn)作坊式的生產無法應對批量化的市場需求，資金、工業(yè)基礎也不足以支撐，人力資源也不占優(yōu)，景德鎮(zhèn)現在普遍的工價已經超過廣東了，一個會做陶瓷的安徽人會在中間的景德鎮(zhèn)停下來嗎？大部分人仍然越景德鎮(zhèn)而不入，進入廣東，因為那里機會更多，可以做電子、做小生意，在景德鎮(zhèn)，這一輩子就被捆綁在陶瓷上了。

　　事實上，景德鎮(zhèn)強大的制瓷業(yè)傳統(tǒng)是排斥陶藝的。在景德鎮(zhèn)得名的景德元年，宋真宗簽訂了檀淵之盟，這個條約給景德鎮(zhèn)帶來的是大訂單。從一開始，景德鎮(zhèn)面對的便是世界市場。

　　費正清在《劍橋中國文明史》寫道：“那些給歐洲人帶來極大嫉妒和貪婪的瓷器，是公元960~1279年在景德鎮(zhèn)生產的。宋代是中國古代瓷器生產的鼎盛時期，景德鎮(zhèn)瓷器還通過東印度公司銷往世界各地，藍白相間的中國瓷器讓歐洲人垂涎三尺。”鄭和出海，每次歸來，都帶回了更大的瓷器訂單。

　　為了應付這種需求，景德鎮(zhèn)進行了詳細的流水線分工，比如，燒窯分三種火：明火---氧化焰；紅火---還原焰；介于兩者之間的中性焰。古代景德鎮(zhèn)這三種火都有，固定位置，一個位置有一種火，大家承包窯位，一輩子一個位，窯火常年不息。人人都有事做，瞎子磨釉，瘸子動手。這種細化規(guī)定了景德鎮(zhèn)今天的格局，東家買坯、西家買釉、中間燒窯。

　　原東風瓷廠由幾十家小作坊合并而成，廠區(qū)散落在71條里弄。生產一套配套產品，幾十道工序要在71條里弄全部轉遍，連看門人都有71個。產品清晰地分為圓器、箱器、桌器、瓷板，不能跨工。甚至在同一工種里，畫花不畫鳥，畫鳥不畫草，“拉”碗的人一輩子只拉碗，不“拉”杯子。

　　“非獨立完成的，都不能叫陶藝家。”王海晨說。

　　“給我一盒火柴，還你一爐好窯。”徐瑞鴻認為這才是陶藝家的標準，“泥土在車轱轆上翻滾的時候，你就開始與泥土對話了，土透過你的手指慢慢長出來的時候，坯做多厚，能做多高，都是臨時決定、即興創(chuàng)作，而景德鎮(zhèn)有的只是固定程式。”

　　“景德鎮(zhèn)陶瓷藝術的現狀是一大批畫家指揮著一大批農民生產陶器。畫家不會動手操作，農民沒有藝術思想。”徐瑞鴻說。重勞力、重經濟、重智慧的陶藝創(chuàng)作，需要有體力、有財力、有腦力的人來玩。

　　對高溫瓷的固執(zhí)是另一個障礙，景德鎮(zhèn)燒窯的溫度是世界第一高，1300°至1370°之間，這樣燒制出的瓷器，冷光澤、質地硬，餐具切在盤子上咯吱作響。

　　景德鎮(zhèn)的大地是瓷做的，試制品、殘次品，甚至超過皇帝需求的合格品都要被統(tǒng)統(tǒng)打碎，被高溫型塑過的高嶺土再還歸于土，留下一窩窩陶瓷碎片，成為蓋房子、鋪馬路的現成地基。江波與一批志愿者在景德鎮(zhèn)四處撿拾這些碎片，再通過網絡分享給贊賞其美的人。

　　站在傳統(tǒng)的大地上，完成對傳統(tǒng)引力的逃離，是景德鎮(zhèn)轉向陶藝的路徑。王海晨稱之為“與傳統(tǒng)開玩笑”。她的作品，將滿大街都是的甕和魚缸，裝上了一個木架，變成一把椅子；或是把擺在桌上的瓷鳥變成衣架上的掛鉤。“我要懸浮，但是，我又需要大地證明我的懸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