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蓮瓣紋、忍冬紋大量運用為例

　　鈕希強

　　中國佛教源于印度佛教，西漢末年，始傳中國。佛教傳入中國后，歷漢、魏晉的發(fā)展，到了南北朝時期得到君主的推崇，進一步隆盛。南朝梁武帝三度舍身同泰寺。唐朝詩人杜牧有詩述南朝佛教之盛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北朝則大量開鑿石窟，如敦煌、云岡、龍門等石窟�！段簳�·釋老志》載北魏佛教發(fā)展的情況，“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侶大眾兩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1]長期戰(zhàn)亂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受苦之人精神上解脫之需要為佛教流布和傳播提供了有力時機。佛教藝術隨著佛教的傳入而傳入。南北朝時期佛教得到大力傳播，佛教藝術對于社會的影響也比較明顯。陶瓷器裝飾紋樣受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的影響，并反映當時政治、經(jīng)濟、文化狀況。南北朝時期，陶瓷器的紋飾發(fā)生了變化，蓮瓣紋和忍冬紋大量出現(xiàn)。顯然，蓮瓣紋和忍冬的出現(xiàn)是受到佛教藝術的影響。佛教藝術因素直接出現(xiàn)在陶瓷器上，對于拓展陶瓷領域和豐富陶器文化內涵起到了積極作用。

　　蓮花紋是古代陶瓷器流行的裝飾紋飾。我國自古有愛蓮之俗，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前史書就有關于蓮花的記載�！对娊�(jīng)》中有載：“彼澤之狽，有蒲有荷”，“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楚辭》中載：“集芙蓉以為裳，因芙蓉而為媒。”中國古人始愛蓮之風與佛教并無關系。歷代文人對于愛蓮之風不減，并賦予它清雅孤高的品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出污泥而不染，攫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襄褻玩”。中國古人愛蓮之說可見于眾多記載，正是由于愛蓮之俗，蓮花紋也就自然的被人們當做裝飾的紋飾之一。

圖1 春秋蓮鶴方壺　　

　　最早見于春秋時期的青銅器“蓮鶴方壺”，該壺雙層鏤雕蓮瓣蓋上立有一只展翅欲飛、引頸高吭的仙鶴。蓮瓣的紋樣來源于蓮花，蓮花統(tǒng)稱荷花，古稱芙蕖、芙蓉、水芝、水華等。田自秉對于春秋蓮鶴方壺上蓮花紋的解讀是：“蓮鶴方壺上的蓮花紋樣與飛鶴配合，表現(xiàn)了一種新的時代精神”。[2]河北灤平縣戰(zhàn)國貴族墓也出土了帶有蓮瓣紋壺蓋的蓮瓣壺。佛教傳入中土以后，蓮花在佛教中被賦予了特殊而神圣的含義。蓮花代表“凈土”。無量清凈塵經(jīng)云：“無量清凈佛，七寶地中生蓮花上；夫蓮花者，出塵離染，清凈無暇”。另傳說佛教創(chuàng)始人釋迦摩尼降生在蓮花上，后在菩提樹下成道，因而蓮花是佛教修持圓滿的標志。南京東郊靈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蓮花尊和北朝青釉蓮花尊腹下部都出現(xiàn)了貼花菩提葉一周。佛祖在菩提樹下成道，蓮花尊上的菩提葉裝飾正印證了這一傳說廣為佛教徒所接受。

　　南北朝時期佛教盛傳，中國傳統(tǒng)的蓮花內涵與佛教圣花的含義相融合。在南北朝這樣一個動亂的時代，人們對于蓮花的傳統(tǒng)審美意識加上佛教對于蓮花的特殊內涵，蓮瓣紋紋飾盛行就成為一種必然。雖然紋樣外形與之前無多大差別，但是從內在上看已經(jīng)包含了佛教的一些象征意義。李紀賢認為“蓮花作為佛教藝術的圣物之所以受到佛教信徒的崇拜，除了花色、香味之外，大概還有取其地下莖一藕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潔凈含義”。信佛民眾的增多，佛教寺廟和石窟的大量修建，佛教藝術影響深入到社會的各個領域。蓮花和忍冬紋飾也大量的出現(xiàn)在陶瓷裝飾上。隨著考古的不斷發(fā)現(xiàn)，大量帶有蓮瓣紋的碗、罐、尊等陶瓷器實物出土。從眾多的出土實物來看，這一時期的蓮瓣紋式樣大多直接來源于云岡、龍門等石窟的柱基，富有濃重的宗教色彩。南京東郊靈山出土的一對青瓷蓮花尊，尊高85厘米，口徑21厘米，底徑20.8厘米。頂置有蓮瓣瓣蓋，中央有一方鈕，鈕四周堆塑肥厚短小的覆蓮兩層，周邊飾豎立的三角形鋸齒狀變形蓮瓣一周，下段貼附對稱的二龍戲珠和忍冬、蓮花圖案各兩組。腹上部飾模印重瓣覆蓮兩周，其下是貼花菩提葉一周和刻畫瘦長蓮瓣紋一周，蓮瓣下垂，瓣尖上翹。腹下部飾仰蓮紋兩層，圈足如一喇叭座，飾覆蓮紋兩周。各層蓮瓣均向外翻卷，豐腴肥碩，整件器物層層疊疊的飾有蓮瓣紋，看起來蔚為壯觀。

北朝青釉蓮花尊　　

　　蓮花尊南北朝均有實物出土，北朝也出土了一件青釉蓮花尊，高67厘米，口徑19厘米，足徑20厘米。腹部為器物裝飾的主要部分，腹部裝飾上覆下仰的蓮瓣，上部覆蓮分為三層，層層疊壓，依次延伸，其中第三層蓮花瓣尖向外翹起，第2層與第3層蓮瓣之間貼印菩提葉一周。下部仰蓮分為兩層，蓮瓣豐滿肥碩。足部也堆塑覆蓮瓣兩層。此尊為1948年河北景縣封氏墓出土的四件蓮花尊之一。其形制稍小于青瓷蓮花尊，同圖2一樣，器物周身遍飾蓮瓣紋，集貼、印、堆塑、刻劃、模印、浮雕等多種裝飾技法于一體。這一時期罐也多有出土。

青瓷蓮瓣紋蓋罐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的青瓷蓮瓣紋蓋罐，通高6.9厘米，底徑4厘米。蓋面滿飾復線蓮瓣紋14瓣，分上下兩層重疊，下層蓮瓣僅露蓮尖，罐身上半部分如同蓋部滿飾復線蓮瓣紋。如圖六，南朝青釉蓮瓣紋蓋罐，高28厘米，最大腹徑28厘米，口徑15厘米，足徑16厘米。有一飾雙層蓮瓣紋蓋，蓮瓣紋為上下各8瓣，肩部和頸部都飾有蓮瓣紋，肩部覆蓮紋兩重各13瓣，頸部為仰蓮紋紋15瓣。河南省濮陽李云墓出土黃釉綠彩刻蓮瓣紋四系罐，高23.5厘米，口徑7.7厘米，足徑8.4厘米。四系之下刻忍冬紋一周，腹部下覆刻蓮瓣紋。

黃釉綠彩刻蓮瓣紋四系罐　

　　這一時期的蓮瓣紋作為陶瓷器上的主要紋飾出現(xiàn)，是主流紋飾。還可作為輔助紋飾使用，刻畫于器物的肩部和腹部。

南朝青釉蓮瓣紋蓋罐　　

　　這件出土實物裝飾紋飾一改前代的裝飾風格，周身飾有豐滿的蓮瓣紋，蓮瓣紋式樣與這一時期佛教所用蓮瓣紋飾的風格有諸多相似之處。如豐滿圓潤的蓮瓣，仰蓮紋和覆蓮紋的大量使用。這些紋樣風格的使用在云岡、龍門等石窟可以大量看到。

　　南朝、北朝均有裝飾蓮瓣紋的陶瓷器物出土，由于地域差異，其風格也略有不同。蓮瓣紋一直沿用到明清時期，其形制也發(fā)生了變化，或變形，或作為一種輔助紋飾出現(xiàn)在器物的肩部、頸部。五代宋初蓮瓣紋變成長條狀。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人們審美觀念的改變，蓮瓣紋的宗教意義逐漸減弱，從而成為一種優(yōu)美的裝飾題材。萬長林指出：“隨著佛教的中國化，蓮花已逐漸失去了其宗教含義而成為優(yōu)美的裝飾題材。這種變化反映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們在審美領域逐漸擺脫宗教意義和神化思想的束縛，而以自然花草為欣賞對象，獲得思想上的解放。”

　　忍冬紋是古代紋飾題材之一。忍冬又稱金銀花，為多年生長的綠灌木枝葉纏繞，忍董而不凋萎，故而得名。構成方式是以“S”行為基本骨架，在其兩邊分別生長出雙葉或單葉。在陶瓷裝飾上以3個葉瓣和一個葉瓣互生于波曲狀的莖蔓兩側的圖案。常與蓮瓣紋相配作為主體紋飾。忍冬紋是由西方傳入，東漢末年出現(xiàn)，魏晉南北朝時甚為流行。早期多被用于佛教建筑，隨著這一紋飾的廣泛運用，經(jīng)古代工匠流用廣泛。“忍冬紋的出現(xiàn)并使用即符合以植物花草來粉飾宗教的要求，又合乎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審美習慣，可謂是中國藝術史上一次了不起的創(chuàng)造。”[6]閆琰在《淺析忍冬紋裝飾圖案的應用》一文中述到：自從忍冬紋引進之后，優(yōu)美生動的圖案便日益豐富了起來，忍冬紋激發(fā)了合乎中國審美理想的新的裝飾樣式的形成。同時他還認為：忍冬紋被大量的運用于和佛教有關的裝飾中，和它的形態(tài)變化多樣，延綿不斷，與佛教的輪回永生之念似有內在的聯(lián)系。[3]忍冬紋是一種變形植物花紋，是生命及命運樹的簡寫形式，并與象征著佛誕生的蓮花一起存在。[4]忍冬紋的出現(xiàn)和佛教入傳絕非是一種偶然。加之這一時期，忍冬紋和蓮瓣紋搭配同時出現(xiàn)。前文述到南北朝時期的陶瓷器上大多有忍冬紋的存在。

青釉刻花忍冬紋單柄壺　　

　　具有代表性的是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南朝青釉刻花忍冬紋單柄壺，高21.3厘米，口徑11厘米，足徑12.4厘米。此壺紋飾共有3組，肩部及腹下刻仰覆蓮瓣各一周，兩層蓮瓣間，刻忍冬紋，每層紋飾之間隔以弦紋。紋飾層次清晰，線條簡潔、明快、流暢。到隋代繼續(xù)采用忍冬紋，唐代以后，忍冬紋逐漸被纏枝卷蔓的枝葉紋所代替。

　　佛教傳入中國，并相繼傳播開來。而蓮花和忍冬紋這一佛教語言也隨之滲透到華夏文明的各個方面。美是提煉出來的一種形式，有它特有的時代背景和審美取向。[5]南北朝時期佛教盛傳，佛教藝術的主體紋飾—蓮瓣紋、忍冬紋在時代背景和審美取向的基礎上成為南北朝時期陶瓷紋飾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