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8日晨，理財一周報記者叩開了徐門紫砂第三代傳人徐漢棠的新居大門。八十歲的漢棠前輩背靠沙發(fā)、雙腳平置、雙眼時閉時開，斷斷續(xù)續(xù)地敘述著，屋內的大鐘每15分鐘奏出聲響，把漢棠的記憶推回一個甲子前的壺中往事。

　　徐“福康”號

　　 徐漢棠的老家在蜀山南街，北臨蜀山河，街道長約300米，很窄的老街上商店挨著商店，那里曾是商業(yè)文明和陶文化的結合點。

　　 徐漢棠的祖父徐錦森從道光年間開始紫砂制作，開設陶記“�？�”，專營紫砂。他的伯父徐祖安與父親徐祖純幫助經(jīng)辦，伯父主持外事、聯(lián)絡客戶，父親安排生產、驗收坯戶。“�？�”招集了當時從事紫砂制作的名藝人，產品遠銷南洋和東洋。

　　 徐漢棠的外曾祖父邵云甫是紫砂一代宗匠邵大亨的后裔，邵云甫的紫砂陶藝在東南亞和日本極負盛名。漢棠四個舅父邵元章、邵憲章、邵茂章、邵全章皆為紫砂高手。邵茂章以水平壺和獨鈕壺聞名；邵全章水準極高，與顧景舟切磋甚密。漢棠之母邵賽寶出身紫砂世家，與徐門的父親徐祖純結婚后，育六子一女，漢棠排行第三。

　　 徐漢棠回憶，“在我懂事時，家里有住房四樓四底、廠房八九間，常年雇傭六七個工人，臨時工三四人，一般每天三桌人吃飯。”

　　 當時，徐“�？�”生產經(jīng)營規(guī)�？胺Q紫砂行業(yè)第一，每月產量約5000件，全年數(shù)萬件，燒成后，由木船運至常州，再轉鐵路發(fā)往各地。天津、遼寧、山東等地的店號被徐家全包。因經(jīng)營得法，全家富足，十六七口人吃穿講究，已用起了電燈、留聲機。

　　 抗戰(zhàn)前，紫砂有一段興盛時期，除“�？�”外，還有“豫豐”、“利永”、“吳德盛”，以及上海的“鐵畫軒”，“鐵畫軒”老板戴國寶之子戴相民與顧景舟交往很深。

　　 1937年抗戰(zhàn)開始后，紫砂行情蕭條，生意一落千丈，漢棠父母帶著孩子們逃往鄉(xiāng)下，歲月艱難。1938年日軍在宜興投擲炸彈，城區(qū)變成一片瓦礫，所有店面全毀，紫砂行業(yè)一蹶不振。1940年，形勢稍穩(wěn)，行業(yè)漸有起色。

　　 1945年解放戰(zhàn)爭開始后，紫砂市場又趨萎縮，徐家勉強為生。1948年，上海的“鐵畫軒”向徐家發(fā)出一筆制作12萬只筆筒的大訂單，徐漢棠參與生產，日夜趕制。他勤動腦筋，老前輩一天做50只筆筒，他能做500只。另一批把玩小件，他每天能做1000只。徐漢棠最初的基本功就在那時練成。

　　 新中國成立后，紫砂聯(lián)營處于1950年成立。1955年1月，“湯渡陶業(yè)合作社紫砂工場”成立，徐漢棠全家加入合作社。最初入社的，包括著名的“紫砂七大老藝人”任淦庭、顧景舟、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吳云根、蔣蓉等30多人。

　　顧景舟第一入室弟子

　　 徐漢棠從小耳濡目染，凡經(jīng)歷的事都離不開紫砂，父母、舅舅都是他的啟蒙之師。

　　 “我讀小學時，暑假到外婆家，小舅邵全章帶我去顧景舟家玩，我看到顧景舟泥凳上的工具規(guī)矩有樣，靈巧得像玩具，我就拿著玩。”

　　 顧景舟是一個極其細致之人，對制壺工具尤其講究，常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育后輩。見小漢棠把玩工具，就說：“你玩我的工具可不能弄壞，這是我的吃飯家伙！”

　　 1952年，由于紫砂行業(yè)不景氣，許多人被迫改行。那年，徐漢棠隨顧景舟到上海找工作。顧景舟本要進上海天源化工廠，但體檢出“鈣化肺結核”被退回，徐漢棠也沒擠進福興隆電爐廠，報考華東軍政大學也因故未錄取。

　　 從上�；氐蕉∈矜�(zhèn)，顧景舟出了道題，讓徐漢棠做一副“矩車”工具。一周后，顧老見工具做得不錯，便說：“漢棠這個徒弟我收定了。”徐漢棠清楚記得，“1952年3月，我成為顧景舟的第一入室弟子。”

　　 憶起與顧老相處的歲月，徐漢棠說：“我在師傅家學藝時，他一邊教我，一邊自己做壺。他在3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里種菊花、喂金魚、養(yǎng)畫眉鳥。晚上在煤油燈下看書、練字。有時吟幾句唐詩，哼兩句京劇，什么《盜御馬》、《竇爾敦》唱段，還常到我家與父親等人‘比武’較量。”

　　 顧景舟的母親對漢棠厚愛有加，常留他吃飯。“我記得最香的是雪白的粳米飯、洋蔥頭炒咸肉和青菜，這些事情讓我至今回味無窮。”

　　學藝、入社

　　 1952年3月徐漢棠正式拜師后的“處女作”是一只水罐，形制雖簡卻意義非凡。

　　 “直到今天，它還擺在我的工作臺上，它依然是我最得心應手的茶具。這不是一件普通的器物，它目睹了我每一件作品的成功與失敗，見證了我從藝的道路，寄托我很多情感。每當看到它時，就像師傅在注視我，我時刻不敢停頓。”

　　 徐漢棠的第二件作品，是個噴水壺。為了取悅師傅，漢棠使出渾身解數(shù)。推敲每一個轉折，每一條線形之間的關系，圓柱式漸寬的形體和腹部微鼓的造型。“這個壺今天用起來，還非常流暢順手。”徐漢棠微笑。

　　 1955年進入“湯渡陶業(yè)合作社紫砂工場”后，徐漢棠生產的第一批壺是茄段壺。

　　 “每做一個壺，只賺0.145元，開始時每天我只能做3個，一天收入不足5角。那時，我已有了2個孩子，妻子剛開始學藝，幾乎不能糊口，需要父母幫助。”

　　 為了生計，徐漢棠給自己定下指標，每周多做一個。后來，徐漢棠1小時就能做1個茄段壺，每天能做9-10個壺。

　　 師從顧景舟長達30年，徐漢棠眼里的老師是多才多藝、行事講究、性格固執(zhí)的人。顧老見學生做不好壺，常會開罵：“你的眼睛瞎了啊！”而他對勤奮又善思的漢棠稍顯溫和。

　　與“景舟哥”的矛盾

　　 比起其他徒弟，第一入室弟子徐漢棠“不害怕師傅”，因母親邵家人與顧景舟關系親密，漢棠私下里喚師傅為“景舟哥”。不過，徐漢棠與恩師仍鬧過兩次矛盾。

　　 1956年，徐漢棠開始制作水平壺，制作難度提高，每天產量下降為六七件，他又為吃飯發(fā)愁了。

　　 “那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高莊教授來實習，帶來一只轱轤、車刀、一袋石膏，開始車模，翻模型。我從他那里學會車模，就車母模，翻了石膏模型，瞞著顧老用石膏模型擋坯做壺，每天能做16把。”

　　 第三天，顧老察覺到水平壺身筒不高不矮，規(guī)格一致，猜出漢棠用了模具，說“漢棠，你想到偷懶辦法了吧？”還對徐漢棠父親說：“漢棠學不會技術了，還沒學，就想偷懶辦法了。”說到這里，一直瞇著眼的漢棠笑起來。

　　 固執(zhí)的顧景舟沒有消氣，還把此事告到領導那里。幾天后，紫砂廠書記找來徐漢棠：“漢棠，你在搞技術革新啊？”徐漢棠初聞“技術革新”一詞，彷徨地看著書記。“你不要瞞我，我都知道了，你做的對，顧師傅太保守了。明天開始你不要做壺了，專門幫我翻模子。”

　　 徐漢棠心急了，“但是，師傅對我要有意見了。”書記說道：“你是聽師傅的話，還是聽黨的話？”

　　 為順應形勢，徐漢棠從1957年至1960年，搞了三年多技術革新，制模具、試驗灌漿、做轱轤。模具提高了紫砂生產力，縮短了普通藝人學習時間，推動了紫砂在當時的發(fā)展。直到現(xiàn)在回憶起來，徐漢棠仍覺得，“紫砂壺制作，該用手工便用手工，有些必須用模具。”

　　 20世紀60年代，紫砂廠的紫砂研究所成立，徐漢棠回到顧景舟身邊，再操手工壺制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徐漢棠正值創(chuàng)作盛年，他與上海盆景協(xié)會一批專家結交，開始研制各種花盆。盆景協(xié)會曾統(tǒng)計徐漢棠制作的不同花盆，至少有250種。但為了做盆，漢棠與“景舟哥”又“杠上”了。

　　 “這是我與師傅的第二次矛盾。師傅罵我，正道不走，走歪道，不務正業(yè)。但是，他管他罵，我高興做、喜歡做，我還是做，不聽他的。”老人又笑了。

　　 于是，徐漢棠瞞著師傅，趁師傅下班，晚上和休息天做盆。白天，兩人的泥凳緊挨，漢棠悶聲做壺。

　　 如今“漢棠盆”價值連城，但徐漢棠說，“當時我沒想金錢。如果鉆研那個，就做不出盆。我就是高興做盆。”老人說得斬釘截鐵。

　　 顧景舟在徐漢棠眼里很“固執(zhí)”，徐漢棠在記者眼里，青出于藍。

　　“漢棠盆”所托非人

　　 “文革”十年，徐漢棠制作的花盆，大至20多厘米，小到2-3厘米，千姿百態(tài)，玲瓏可愛。在上海盆景協(xié)會有“收不到漢棠做的盆就不能稱之為收藏家”的說法，“漢棠盆”即由此而來。

　　 當年，一位上海盆景協(xié)會理事兼上海紫砂協(xié)會理事收藏了100多個漢棠盆，“我以友情為重，大部分贈與，未收一分現(xiàn)金，他也回贈我些生活用品。”徐漢棠別無要求，只說“我現(xiàn)在送給你盆，如果以后出版書籍，給我照相就好。”對方滿口答應。

　　 1992年，徐漢棠想出書時，對方變卦，一個盆也不給拍。此人曾出版過兩冊微型盆的書，書中大部分盆及小擺件為徐漢棠所制，書上卻沒有徐漢棠之名。

　　 1997年，徐漢棠好不容易打聽到那人的新家地址，找上門才知，他為了買一套洋房別墅，140多只盆高價賣給一個臺商。

　　 徐漢棠又幾經(jīng)輾轉，從臺商手中以七八十萬元收回了這批盆。數(shù)年后，徐漢棠又從臺灣藏家處收回30多個盆。算上自己過去留存的，共有200多只“漢棠盆”正靜靜睡在大師家陳列室中。

　　 “漢棠盆”不大，但它們見證了一段“瞞師而做”、“所托非人”和海峽兩岸經(jīng)濟和收藏的變遷歷史。

　　對話大師

　　不能說的代工

　　 理財一周報：紫砂壺鑒賞有何方法？

　　 徐漢棠：紫砂壺欣賞絕非三言兩語說得清，欣賞眼光和做壺一樣，需要逐步提高。功、韻、神三點很重要。如果買到假貨，就從假貨上得出經(jīng)驗，與真貨對比，慢慢提高眼光和識別力。

　　 理財一周報：現(xiàn)在的子孫輩做壺人與您這輩不一樣了吧？

　　 徐漢棠：過去，我們迫于生計不得不做。天不亮就起床，一天能做8-10個壺�，F(xiàn)在的年輕人幾天做1個，也好掙錢�？赡墁F(xiàn)在10點多剛起來吧。（笑）

　　 理財一周報：紫砂市場混亂嗎？

　　 徐漢棠：宜興陶瓷協(xié)會秘書長史俊棠曾說，三四年前，他能數(shù)出大師10來人、工藝師170多人，總共300多人。現(xiàn)在他也報不出來了，靠紫砂吃飯的有的說3萬人、5萬人、7萬人，無從統(tǒng)計。

　　 理財一周報：紫砂壺代工現(xiàn)象多嚴重？

　　 徐漢棠：有些人確實這么做。

　　 理財一周報：大師？名人？

　　 徐漢棠：不便多說。

　　 理財一周報：您有何心愿？

　　 徐漢棠：臺灣人曾說我的“漢棠盆”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我只承認前半句，后半句讓后人來驗證。我的心愿是，自己辛辛苦苦60年的作品，讓徐門子孫長時間保留好，一個都不能少，后人就做后人的作品吧。

　　記者手記

　　勿讓“古人哀憐我們的荒蕪”

　　 在《徐漢棠紫砂藝術》（徐漢棠.2007.紫禁城出版社）一書中，漢棠前輩吐出心聲：

　　 “現(xiàn)今令人遺憾的是，很多紫砂藝者不去體悟紫砂藝術特有的語言，缺乏藝術的想像力，表面上的狂熱大都不是發(fā)自真正的內在情感。”

　　 “而某些收藏家缺乏真正的鑒賞力，他們感興趣的是被普遍認為好的東西，而不考慮自己的感受。他們要的是值錢的，而不是精美的；是時髦的，而不是獨特的。藝術家的名字比作品的品質更重要——人們是靠耳朵去欣賞視覺作品，致使仿作偽作的惡劣傾向泛濫，并繼續(xù)蔓延。”

　　 “古人會哀憐我們的荒蕪，后人將嘲笑我們藝術語言的貧乏。”

　　 記者落筆時，距離采訪徐漢棠已有一周，而老人閉眼凝思、抿嘴淺笑的形態(tài)，屋內大鐘時而悠遠的鳴響，乃至徐漢棠陳列室中千姿萬態(tài)的美，都清晰地印在腦海里。

　　 也許老人一個甲子前的記憶，會有些模糊，但從他的回憶中，我們仍能依稀觸摸到紫砂出窯時的余溫。

　　 紫砂的歷史并不全是“一件華美的衣袍”，雖非“布滿了虱子”，但難免時染埃塵——

　　 世人只知顧景舟提梁壺非凡，但1956年親眼目睹中央工藝美院高莊教授與顧老“共同商榷制作”的漢棠，曾于1986年時勸導高教授的親屬，以紫砂發(fā)展與榮譽為重，莫讓著作權屬糾紛影響過大。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創(chuàng)新品種“漢棠盆”在廣交會莫名滯銷，后來才知，“廠里領導為了換取香煙，送給某上海藏家。”

　　 1985年，徐漢棠離開紫砂一廠去二廠時，留下茶壺、花盆近40件。多年后宜興中國紫砂博物館成立，向漢棠索盆展示，但老領導對昔日壺盆去向“答不出”。

　　 盡管，高齡老人表示不希望“朝花夕拾”，但記者寫下這些，不是故意與人作難，只是希望如煙往事，不被時間的黑洞吸走，用一道水痕擦拭現(xiàn)世之鏡。

　　 顧景舟、徐漢棠等前輩大家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提梁壺、漢棠盆，而是他們從紫砂藝術中悟出的樸素道理：

　　 “做人要如水桶般毫無遮蓋的正直，行為要如壺的造型般規(guī)矩、懂道理、有分寸，言詞要如壺嘴那樣出口成章、滴水不漏、毫無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