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能清心提神，酒能澆愁忘憂。烹茶時心境閑遠(yuǎn)，怡然自得，“使人胸中蕩憂栗”；飲酒時超然物外，意興湍飛，“窮達(dá)盡為身外事”。所以唐朝詩人白居易說：“驅(qū)愁知酒力，破睡見茶功。”茶和酒經(jīng)過千百年文人吟誦的加持催化，發(fā)酵醞釀出濃郁厚實、氤氳芬芳、令人牽魂縈夢的奇香。多少騷人墨客，在有意無意、似悟非悟之間，很自然地就走進了詩酒相親、茶禪一味的禪境醉鄉(xiāng)。
    　
　　雖然古代儒家對飲酒之事，多所戒慎，常常提醒人文章來源華夏酒報要自我節(jié)制，不及于亂。不過詩酒之情趣，茶禪之妙理，如不得觚、卣、尊、爵載酒之器，雖愛酒詩仙亦難通大道；沒有壺、盞、瓶、碗烹茶之具，雖得道高僧也無法破煩清神。遠(yuǎn)在石器時代，先民就已經(jīng)制作出精美的酒器，歡飲為樂。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龍山文化的黑陶酒器，制作的工藝水平極為出色。而殷人愛酒，盛酒所用青銅酒器更是匠心獨運，巧奪天工。事實上，商周時代的青銅酒器，本身就是令人驚艷的藝術(shù)作品。魏晉時茶事興起，陶瓷燒制的茶器、酒器，在當(dāng)時酒社茶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唐宋之后，北方邢窯、定窯的白瓷和南方越窯、龍泉窯的青瓷，以及江西景德鎮(zhèn)的青白瓷和青花瓷，成為聞香酣醉之人直通禪境醉鄉(xiāng)的引渡之舟。
    　
　　降及明代，陶瓷茶器酒器的創(chuàng)制，達(dá)到了堪稱空前絕后的境界。明朝永樂、宣德、成化時期江西景德鎮(zhèn)的青花瓷和正德、萬歷以后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儼然是飲酒烹茶時的不二之選。尤其明代科舉仕途艱辛，出人頭地不易，無數(shù)文人寄情詩酒，忘懷茶禪，留連徘徊于山水之間。宋晁補之《文與可畫墨竹屏風(fēng)贊》所謂“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于是乎歐陽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山水之間，成為明代丹青妙手的畫作勝景。文徵明《惠山茶會圖》、唐伯虎《事茗圖》、丁云鵬《漉酒圖》和陳洪綬《蕉林酌酒圖》中的茶爐酒具則仿佛北宋米芾《苕溪詩卷》所云“懶傾惠泉酒，點盡壑源茶”的行書寫生圖稿。
    　
　　古今名畫寫茶酒之器者為數(shù)不少，諸如唐周昉《調(diào)琴啜茗圖》、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北宋徽宗《文會圖》、南宋劉松年《盧仝烹茶圖》、元趙孟頫《斗茶圖》，乃至于明清迄今傳世諸多名畫，都足以令人透過畫中茶器酒器的摹寫，而沉浸于茶禪詩酒的世界。明祝枝山題明四家之首沈周《佳果圖卷》云：“繪事不難于寫形，而難于得意。”如果比之于茶器酒器之圖寫，則前人所謂“爛于瓊瑤”和“色比瓊玖”的陶瓷易繪，而“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禪觀水月”的畫意難得。清朝乾隆年間畫家薛懷的《山窗清供圖》，整幅畫只畫兩只茶壺和一只茶碗，旁有朱顯渚題詩：“總待新泉活水，相從栩栩清風(fēng)。”圖簡意賅，如入禪境。薛懷提筆寫真時，案前必有此二壺一碗。如今圖存而壺碗皆不知所終，更遑論壺中所煮之茶。唐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記》引陸機論丹青之道謂：“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畫。”當(dāng)驅(qū)愁破睡、滌煩忘憂的美酒香茶，注入詩盞詞瓢之際，茶已非茶，酒亦非酒。而當(dāng)烹茶煮酒的茶壺酒瓶寫入圖畫之時，茶離塵世，酒入醉鄉(xiāng)，“不住聲香味觸法”，只見靜觀自得、雋永怡人的“茶顏醉色”。
    　
　　清朝乾隆皇帝曾遣人圖繪頭等陶瓷器，分別輯錄為《陶瓷譜冊》、《精陶韞古》、《埏埴流光》和《燔功彰色》等圖冊。大內(nèi)寶器自然非民間收藏敢望其項背。然茶酒之于人生，為帝王與百姓所共享。茶器酒器之為用，也不分天潢貴冑與平民布衣。因此不揣鄙陋，竊效《燔功彰色》之旨，而為《茶顏醉色》一書。書中選錄陶瓷器凡48件，茶器酒器各半。不論今古貴賤，但求雅俗共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