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宮琺瑯彩瓷分兩類，一是磁胎畫琺瑯(琺瑯彩)，一是磁胎洋彩，兩者均是盛清宮廷工藝的曠世杰作，深受清高宗寶愛，藏之于干清宮，供皇帝幾暇賞玩，傳至今日已是極其珍貴稀有的藝術(shù)精品了。“華麗彩瓷”特展以磁胎洋彩為主，為了說明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的不同，也選展磁胎畫琺瑯，以供觀眾比對。 
 

　　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朝琺瑯彩系瓷器多達五百件以上，大多完成于乾隆六至九年(1741-1744)之間。清高宗即位之初，意氣風(fēng)發(fā)，充滿自信，文治武功與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皆亟思有所作為。在他的鞭策下，督陶官唐英(1682-1756)每年春秋兩季，親自前往江西景德鎮(zhèn)監(jiān)造御用瓷器。為了博得君心，他不斷推陳出新研究新技法，絞盡腦汁設(shè)計新樣式，燒制出一批被譽為“鬼斧神工”奇巧的鏤空轉(zhuǎn)旋器；他又開創(chuàng)“錦上添花”剔刻技法，將洋彩的華貴絢麗臻于極致。“洋彩”是他創(chuàng)新運用的名詞，從“洋彩”的“洋”字，便知與西洋有關(guān)，制作時用了西洋繪畫技法。洋彩器上充滿了代表清高宗個人的印記，例如御制詩、“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乾隆”等款印，充分說明清高宗對洋彩的重視，或可解讀為清高宗認為洋彩足以代表乾隆盛世創(chuàng)新工藝。

　　洋彩與畫琺瑯，都是采用琺瑯彩釉，因而長期以來被混為一談，其實兩者之間從制作地點、繪法、紋飾、題詞、印章、款式等都有所不同；民國以后洋彩又被誤稱為粉彩。在“華麗彩瓷”特展中，除選展百余件洋彩外，并均依照清宮檔案訂定品名，藉展覽厘清洋彩與畫琺瑯的不同，并糾正“粉彩”一辭之謬誤。成對洋彩與成對畫琺瑯

　　干清宮所藏磁胎洋彩與磁胎畫琺瑯大多成對制作，但二者表現(xiàn)手法有所不同，磁胎洋彩的形制、紋飾、構(gòu)圖與處理細節(jié)，幾乎完全一樣；磁胎畫琺瑯，外形雖一樣，紋飾卻不盡相同。這種完全相同與同中有異的特征，則為辨識磁胎洋彩與畫琺瑯的基本重點。

　　西洋元素的應(yīng)用與融合

　　根據(jù)檔案與實物，唐英所說洋彩必須符合下列四要件：

　　一)使用了西洋明暗光點裝飾圖案，主要以光點呈現(xiàn)圓狀物體。

　　二)花卉葉紋上大多以白料渲染，表現(xiàn)出枝葉的光影明暗，此一繪法幾乎未使用于磁胎畫琺瑯上。

　　三)人物紋飾明顯采用了西洋明暗陰影透視技法。

　　四)西洋花卉的使用，如洋菊與洋蓮等洋花；部分紋飾應(yīng)用了西洋花草藤蔓紋飾圖案設(shè)計構(gòu)圖。

　　宮廷繪畫與皇帝的詩印

　　乾隆洋彩器上傳統(tǒng)山水與花卉紋飾，多為四季山水及寫生折枝花卉，以琺瑯白料渲染出花卉的濃淡與層次，設(shè)色妍麗，風(fēng)格上與同時代院畫家相似。洋彩與畫琺瑯器上的山水或折枝花卉紋飾雖然相近，但兩者所飾詩文與章印完全不相同，畫琺瑯以隋唐以來的詩文為主，洋彩則完全采用清高宗御制詩及鈐印代表皇帝身份的款記，如“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乾隆”與“御制”等。

　　錦上添花紋飾與技法

　　所謂錦上添花，就是在密布錦紋的隙處，再添紋飾。乾隆六年(1741)開始，大量使用于畫琺瑯與洋彩瓷器上。錦上添花紋飾，分剔地錦紋與描畫錦紋二種，剔地錦紋，紋飾微凹，描畫錦紋則略凸。二者皆精雕細琢，筆觸細膩，將各式錦地紋如：鳳尾形卷草紋，卍字紋、繡球花紋、八角龜甲紋、方形柿蒂紋、花葉紋，以及修飾邊沿的蓮瓣紋、回紋、云紋等，剔工精妙，一絲不茍，將錦上添花工藝美學(xué)推到極致。

　　鬼斧神工：玲瓏轉(zhuǎn)旋器

　　配合清高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旺盛的企圖心，身為御窯廠監(jiān)造官的唐英費盡巧思，屢屢開創(chuàng)新樣，博取君心。乾隆七年(1742)，磁胎洋彩制品益趨精細，講究鏤空、穿透、旋轉(zhuǎn)、層層相套、紋飾多樣，制作工序困難、復(fù)雜、奇巧，極富挑戰(zhàn)性，選展的“玲瓏鏤空轉(zhuǎn)心瓶”被后世譽為鬼斧神工。乾隆八年(1743)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在《恭進奉發(fā)及新擬瓷器折》中提到燒造得九種新樣式進呈，這些新樣皆可從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洋彩瓷器中一一對照出來。

　　檔案所見洋彩

　　院藏此批干清宮洋彩瓷器，在唐英奏折、《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與《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shè)檔案》中皆有記錄，只要仔細比對，便能查考出實物的制作時間、地點、名稱、裝匣與訂定等級紀錄。送入干清宮陳設(shè)與典藏之前，又配制木匣收藏，修飾名稱，刻載于木匣上，成為本次展覽名稱的來源。乾隆七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文件》內(nèi)記載的“干清宮頭等”瓷器亦多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