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李鴻章，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諸葛長青認為，每個人都有長處，我們應當放寬視野，辯證看待問題。余沐先生寫的《正說清朝十二臣》，值得一看，余沐先生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分析了李鴻章，尤其是他的用人技巧，令人感到與眾不同。實際上，作為領導者，不能千篇一律，應當各有特點。合適的就是最好的。李鴻章，是清朝一大能臣。
李鴻章，本名章桐，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chuàng)始人和統(tǒng)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余沐先生寫的《正說清朝十二臣》，對其進行了全面評價。
諸葛長青認為，李鴻章是一位胸懷大志的人。請我們看看他當年趕考寫得一手勵志詩歌。
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即今館閣須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
馬是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
徧交海內(nèi)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
他成名之后，更是獨創(chuàng)自己的領導藝術。
1、重用鄉(xiāng)人，打造鐵軍王牌
李鴻章特別看重鄉(xiāng)誼。晚年坐鎮(zhèn)北洋時，凡是鄉(xiāng)人的請求，沒有不答應的。慢慢地他的軍營中幾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沒有容身的機會。作為一名朝廷要員和封疆大吏，李鴻章這種狹隘的鄉(xiāng)土觀念有時竟到了可笑的程度。光緒元年(1875)，因光緒繼位，增加一科鄉(xiāng)試，是為“恩科”。當時李鴻章正由天津入京覲見，本來應該立即返回任所，但這時順天鄉(xiāng)試快要揭榜，于是決定推遲幾天。當?shù)弥信e人沒有一個安徽人時，李鴻章非常氣憤，說道：“咸豐戊午科(1858)順天鄉(xiāng)試也是一個安徽人沒有，今年不會再鬧出柏中堂那樣的笑話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時任大學士，主持咸豐戊午科順天鄉(xiāng)試，其家人私受賄賂，被政敵抓住把柄，因此被殺。”
諸葛長青：李鴻章，注重用鄉(xiāng)人，打造了鐵軍王牌，戰(zhàn)無不勝。
李鴻章所薦舉的許多重要官員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楊士驤(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舉升任直隸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撫、總督的位置。北洋海軍將領丁汝昌、衛(wèi)汝貴、葉志超等人都出身淮軍，他們早年跟隨李鴻章在鎮(zhèn)壓捻軍中立下汗馬功勞，故被委以重任。對于其他以昔日部將身份來找他求職的人，李鴻章也幾乎是有求必應。李鴻章說自己“率鄉(xiāng)井子弟為國家殺賊保疆土”，這些人于國有功，因此“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當然由于李鴻章顧及情面而姑息縱容，也出現(xiàn)了導致淮軍軍紀敗壞、名譽掃地的事情。
所以，李鴻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從政的一個最大弱點。
2、傳師衣缽，善用挺經(jīng)
甲午戰(zhàn)敗后，在各種壓力下，李鴻章從權力頂峰跌落下來，借住在東安門外冰盞胡同的賢良寺。這時他已70多歲了，但依然把手中的權力抓得很緊。當時的帝黨領袖翁同龢對李鴻章“怨之頗切”，窺視著李鴻章的相位。因為當時無缺可補，便產(chǎn)生了讓李鴻章讓位的念頭。原被李鴻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凱見李失勢，為了攀援翁同龢就甘當說客，來游說李鴻章讓位。
一天，袁世凱來拜訪李鴻章，稍作寒暄，就開門見山地對李說：
中堂再造元勛，功高汗馬。而現(xiàn)在朝廷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跡同旅寄，殊未免過于不合。不如暫時告歸，養(yǎng)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鼓鼙(pí)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征馳，安車就道，方足見老成聲價耳。
李鴻章沒等袁世凱把話講完，就大聲呵斥道：
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xié)辦，我開了缺，以此推升，騰出一個協(xié)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xié)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兩句話我也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
袁世凱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告退。他走后，李仍余怒未息，仍罵袁世凱：
袁慰廷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翁叔平作成一個協(xié)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jīng)”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nèi)绾螖[布？
諸葛長青：李鴻章的成功，在于持之以恒，百折不撓。奮斗精神，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
李鴻章所說的老師就是指曾國藩。曾國藩有他的一套“挺經(jīng)”，大意是教人遇事堅忍，不要小挫即退。沒想到被李鴻章用在這里了。
3、拜師曾國藩，努力向前進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鴻章就開始師事曾國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進士。所以，對于曾國藩來說，李鴻章既是晚輩，又是學生，這種雙重身份的親密關系在曾對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鴻章本身的才氣與學識也得到了曾的賞識。
在鎮(zhèn)壓太平軍和捻軍過程中，曾國藩為李鴻章提供了諸多方便和機會，這是李發(fā)跡的一個重要條件。如曾圍攻金陵牽制了李秀成的軍隊，使其疲于奔命，給李鴻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機；李鴻章取代曾國藩做了鎮(zhèn)壓捻軍的欽差大臣，曾則以兩江總督的身份，為其保障后勤供應。而李鴻章一生立身行事、耐勞任怨、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士氣的方略，無一不是得自曾國藩。因此，梁啟超說：“故有曾國藩然后有李鴻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鴻章曾對人說：“別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業(yè)，都是老師提攜的，好像說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nèi)行，這是不明白我辦了一輩子外交，沒有出現(xiàn)什么亂子，都因我老師一句話的指點。
李答道：“學生也沒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樣，我只同他們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調)。”
曾國藩聽后大不以為然，正色說道：“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感動人。我想洋人也一樣有人情。圣人說，忠信能通于野蠻人之中。這一定是不錯的。我們現(xiàn)在沒有實在力量，任憑你如何虛假造作，人家總能看得出來，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同他平心靜氣地說理，雖然占不著便宜，或許也不至于過于吃虧。無論如何，我講信用，總是能站得住腳的。腳踏實地，跌跟頭也不會過，想來比‘痞子腔’總要靠得住些。”
李鴻章聽后，連聲答道：“是！是！門生一定按照老師的話去辦理。”此后，李鴻章的確把老師的話當作了辦外交的準則。他晚年曾說：“我辦理交涉，無論英、俄、德、法，只捧著老師的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什么差錯，而且還有收大效的時候。”
4、用綠林好漢，不用文人秀才
我們暫且不論李所說其辦理外交有無差錯，但他完全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倒是事實。但是，我們細加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這師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為官的風格上又有許多不同。治軍方面和曾國藩的湘軍相比，淮軍具有更為濃厚的私人武裝色彩。湘軍的主要將領雖是湘人，但是他們之間并不是全靠地方觀念維系，而是以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相號召。因此在太平軍失敗后，曾國藩就將其大部解散，沒有形成私人武裝。
淮軍的主要將領都是安徽人，他們所屬的各營都以個人的名字命名。同時，在軍隊中確立了人身上的層層隸屬關系，各部將領都聽李鴻章的指揮。因此，淮軍雖然名義上屬于湘軍支派，但曾國藩卻無法調度。
曾國藩本身為理學家，他重用士人，湘軍主要將領幾乎全出自儒生，羅澤南、王鑫等都是理學家，彭玉麟是個學者，胡林翼則是進士出身。
淮軍則不然，李鴻章不用讀書人帶兵，而只以感情聯(lián)絡，主要將領中，只有潘鼎新是舉人，如程學啟是太平軍的降將，劉銘傳是鹽販子出身，張樹聲、張樹珊和周盛波、周盛傳兄弟則基本上是地痞一類的人物，靠辦團練起家，吳長慶出身行伍，曾做過中下級軍官。他們這些人出身比較低微，崇尚江湖義氣，一旦受到李鴻章的重用，就會死心塌地為其賣命。
諸葛長青：江湖好漢與文臣武將，各有千秋。
湘軍初期紀律很嚴明，統(tǒng)一發(fā)放軍餉，將領一般不會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軍則不然，為了收買和籠絡部下，每攻取一個地方，李鴻章并不阻止他們肆意搶掠。因為有了這筆收入，遇到“欠餉”或者少發(fā)餉銀之時，士兵們也不在乎。所以，淮軍的將士往往可以大發(fā)其財。
5、馭下之術，賞罰分明
上文講到，曾國藩要求帶兵打仗的將領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備“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質，選擇兵源時注意挑選那些誠篤的農(nóng)民。
他主要是靠儒家傳統(tǒng)道德來教育和約束部下。與曾國藩重“德”不同，李鴻章更善于以“利”來驅使部下。
李鴻章對于無法給予差使的人很是禮貌，而對于可以委任的人則故意加以粗言惡語。他對待下屬頗為傲慢，滿口污言穢語，根本不像是個書香門第的翰林公。
下屬官員赴任前向他辭行，或者因為什么事情向他道謝，他總是用合肥土話說：“賊娘，好好的搞！”被他罵的人不以為恥，反而沾沾自喜，別人聽了也不以為非，以為被李鴻章所罵的人是“紅員”，必將得到重用。據(jù)說有一位副將想托人情謀個中軍職務，很長時間都沒有音訊。有人對他說：“得到這個差事太難了。”那個人則很自信，說：“有一天召見時，中堂大人罵我滾了。”
李鴻章馭下之術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罵為榮，必定是無廉恥之心而惟利是圖的小人。李鴻章明知這些人的真實面目，還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風日下。所以，晚清官場的風氣敗壞，李鴻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個人操守和文章學問曾國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礪品格，信奉實干，終身以“拙誠”、“堅忍”行事，被譽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zhèn)涞?ldquo;古今完人”。
蔣廷黻(fú)認為“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xiāng)下那個務正業(yè)的小農(nóng)民。他和小農(nóng)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茍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yè)都只有汗水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nóng)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與曾國藩的農(nóng)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鴻章更多的是官場上的權術和手腕，從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顯地看出這種區(qū)別。曾國藩作為鎮(zhèn)壓太平軍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將部分湘軍將士遣散回家，同時把李鴻章和淮軍推上前臺，也使自己韜光養(yǎng)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鴻章則將權勢看得極重，占據(jù)高位不肯下來，并通過羅織關系網(wǎng)以自固。
曾國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較嚴。據(jù)說他對女兒陪嫁品都有嚴格限定，不許超過。這一點，他和胞弟曾國荃很不相同，與李鴻章也不一樣。
李鴻章根本不像有些媒體所說的生活簡樸、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nóng)常熟世間荒”，諷刺的就是李鴻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據(jù)梁啟超的《李鴻章傳》記載：李鴻章“每膳供雙雞之精汁，朝朝經(jīng)侍醫(yī)診驗，常上電氣”。而梁啟超也認為李鴻章雖不像傳說中那樣富甲天下，但大約有數(shù)百萬金之產(chǎn)業(yè)，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鴻章“發(fā)跡”之后，他們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購置田產(chǎn)，并建造“大者數(shù)百畝，小者亦百十畝”的莊園式宅第。關于李氏家族擁有的土地，據(jù)說在最盛時期達250多萬畝。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萬畝建倉”的辦法，委托親朋管理。現(xiàn)已知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倉房”就有幾十個。李鴻章名下的田產(chǎn)，每年可收租5萬石。據(jù)統(tǒng)計，李氏在合肥東鄉(xiāng)占耕地約60萬畝，占當?shù)馗孛娣e的三分之二。
甲午戰(zhàn)爭期間，許多人上疏彈劾李鴻章主和誤國，都提到了他的財產(chǎn)問題。御史安維峻揭露李鴻章避戰(zhàn)求和的原因說，李以1500余萬兩白銀交給了日本的一個商號經(jīng)營，由盛宣懷代為經(jīng)理，所以他不愿與日本“失和”，以致丟了這筆財產(chǎn)。
我老師道德功業(yè)，固不可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沒有根底�，F(xiàn)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只好看看《通鑒》，稍知古人成敗之跡，與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證，借以鏡其得失，亦尚覺得有點意趣。
從以上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從儒家傳統(tǒng)道德而言，李鴻章的修煉還遠沒有乃師曾國藩到家。但歷史往往不容我們通過這樣簡單的比較而評優(yōu)論劣，李鴻章面對晚清社會千瘡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在盡力彌補和苦苦支撐，應當說，他已經(jīng)盡到了一個做臣子的責任。大清的“裱糊匠”：李鴻章一生榮辱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李鴻章認為中國處于“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提出“內(nèi)須變法”，倡導學習西方，以圖自強。他先后開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工業(yè)，逐步擴大“自強求富”的洋務事業(yè)。他還購買軍火和軍艦，創(chuàng)立北洋水師學堂，擴充淮軍實力，建立北洋海軍。因此有人稱他為“中國近代化之父”。
諸葛長青：在清朝，李鴻章能夠文武兼?zhèn)洌瑢嵲谑且幻y得人才，他的領導藝術，在清朝也是獨樹一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