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冮官屯窯址”被確立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冮官屯太了子河邊殘存的古瓷片。

　　1930年4月22日，沈陽大東邊門外有一民戶掘得一墓，墓中有一石棺和一青釉黑花瓶。時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兼教育廳廳長的金毓黻得知此消息后，即與卞宗孟、王曉樓前往察看，見石棺前刻有“承奉郎、守貴德州觀察判官、試大理司直，賜緋魚袋孫允中，開泰七年，歲次戊午”31字銘文。青釉黑花瓶高25.2厘米，肩部和瓶腹部繪有野菊，器面三個六角形中，繪有高士、立鶴、伏兔。伏兔于草叢間四處驚顧，十分生動傳神。石棺上的“開泰七年(1018)”為遼圣宗年號，屬遼中期。且瓶上所繪的野菊、野兔等物景也是契丹人游牧草原上的常見之物。由此可以斷定，這件青釉黑花瓶為“遼瓷”無疑。金毓黻發(fā)現(xiàn)并及時記入其《靜晤室日記》中的這件青釉黑花瓶，成為第一件出土地點最清楚，年代最明確，向?qū)W術(shù)界發(fā)表最早的遼瓷。因此金毓黻也為后人尊之為“遼瓷之父”，遼寧省博物館從此開始收藏此類瓷器。然而這位“遼瓷之父”卻不知道他的故鄉(xiāng)遼陽也有一種稱作“冮涼官窯”的“遼瓷”。因為“冮涼官窯”的發(fā)現(xiàn)，已是這位國學大師離開遼寧以后的事了。

　　李文信考證冮涼官窯址

　　遼代陶瓷的發(fā)現(xiàn)和認定，不過是百年間的事。 20世紀初，在北京琉璃廠的古玩市場里出現(xiàn)了一種工藝粗糙、紋飾質(zhì)樸，與中原和南方風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們不知道這種瓷器出自何處，只知道它是從東北地區(qū)流出來的，于是就稱其為“北路貨”。后來由于金毓黻的偶然發(fā)現(xiàn)，人們才知道原來“北路貨”就是遼瓷。在遼瓷認定八十多年的過程中，遼瓷的收藏與研究當以遼寧最有成就，其中以著名考古學家、東北考古奠基人李文信先生最為突出，他也是遼瓷研究的奠基人。他曾寫有《遼瓷簡述》、《遼代陶瓷》、《陶瓷概說》(其中對遼瓷有詳細敘述)、《關(guān)于遼瓷編寫的一些意見》等，今天遼瓷研究中的許多成果都是他當年確立的。如遼瓷中最典型的“雞冠壺”，原來是稱作“馬鐙壺”或“皮囊壺”的。后來李文信在1958年第2期《文物參考資料》上刊發(fā)的《遼瓷簡述》中糾正說：“壺上近口處都有一個雞冠形有孔的大鼻，所以呼作雞冠壺，有人稱作馬鐙壺是不合適的。”同時將雞冠壺分為扁身單孔式、扁身雙孔式、扁身環(huán)梁式、圓身環(huán)梁式、矮身環(huán)梁式等五種，李文信的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為陶瓷界所沿用。

　　1955年，李文信先生對遼陽冮官屯古窯址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并寫有《遼陽縣冮官屯古窯址筆記》，包括“冮官窯各種支具裝燒法推測復原圖”、“遼陽冮官屯附近簡圖”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帶有‘石城縣’刻款的瓦硯拓片”等。通過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記述和后來的進一步發(fā)現(xiàn)證實，“冮官窯”位于遼陽市東偏北約30公里的冮官屯村。 1988年古窯址確立為遼寧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按著李文信先生筆記中的記述，沿著他當年走過的遺跡，我曾幾次到冮官屯尋訪考察，站在冮官屯對面的山頂上就可以大致看清整個村莊的位置。它的西部為丘陵地帶，南面為千山余脈，北面隔河與燈塔市西大窯鎮(zhèn)相望，西南13公里與小屯鎮(zhèn)對接，正南距弓長嶺區(qū)與湯河鎮(zhèn)25公里，東南5公里為太子河上的葠窩水庫。從長白山脈流出的太子河經(jīng)過本溪由東而來，繞過村北，流出村西，最終與渾河一起匯入大遼河出渤海灣。太子河水在冮官屯漸寬漸深地拐了一個彎，形成一個半島，而村莊正處在這個三面環(huán)水的半島中。冮官屯后的太子河南岸是七八米高的陡坡，北岸為寬闊的礫石和沙灘。北岸不遠處為唐代的白巖州、遼巖州、金石城縣遺址，俗稱燕州城。據(jù)村里老人說，冮官屯原有兩條街，因河水逐年南侵，如今只剩了一條，北街的位置大約在今天的河中心。在岸邊沖刷過的河崖斷層中，有窯址、窯渣堆、灰坑等裸露出來，陡坡上一二百米內(nèi)散落著厚厚一層瓷片、窯磚和窯具等。

　　如今，冮官屯古窯址邊上的太子河水依然汪洋一片，雖已漫漶到岸邊林中，但總是波瀾不興，碧水漣漣。村民說這一段河水不管多大，都不會波濤滾滾，年復一年，總是這樣靜靜地流淌著。村莊離河不遠，最近人家的后院墻就壘在南河沿的高坡上。河岸漫坡上散落的古窯瓷片，在陽光下閃著晶亮的光澤。沿河人家那灰白河卵石砌成的院墻、菜園子墻甚至廁所墻上，不規(guī)則地夾雜著深褐色的磚石，那是八九百年前冮官古窯的耐火磚，人世間最奢侈的砌墻石。砌在墻上的塊塊古磚，沙粒斑駁，古色蒼然，如同一幅油畫上最凝重的一筆，飽含深情地向世人訴說著昔日太子河邊桅桿林立，冮官屯里窯火燭天的繁華舊夢。

　　“冮涼官窯”曾經(jīng)創(chuàng)造了

　　近三百年的繁華

　　“冮官窯”始于遼，盛于遼金之交，廢于元初，按這個時間算，至少存在了二、三百年。為什么遼代在這里會有這樣一個繁盛的窯業(yè)？這主要是當年遼陽歷史和地理位置所決定的。

　　在“冮官窯”繁盛的遼、金時代，也是遼陽歷史上最為隆興和繁華的時期。唐朝末年，契丹族興起于遼河流域。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機統(tǒng)一契丹各部。他在統(tǒng)一東北地區(qū)的過程中，首先攻占了遼東地區(qū)，并對遼陽城的經(jīng)營給以極大的重視。據(jù)《遼史》記載，遼太祖神冊三年(918)，耶律阿保機率軍占領(lǐng)遼陽，第二年即下令修筑遼陽城，并遷渤海國民眾充實遼陽，將遼陽稱為東平郡，設防御使，大大加強了遼陽城的地位。遼太宗天顯三年(928)，又將東丹國的都城連同民眾一起遷到遼陽，同時稱遼陽為南京，作為遼國的陪都。

　　當時稱為南京城的遼陽規(guī)模宏大，周三十里，四面八門，設有南北二市，早南市，晚北市，每天南北客商云集，市聲鼎沸。遼太宗天顯十三年(938)，又將遼陽改稱東京，同時還設置遼陽府，統(tǒng)稱為東京遼陽府。公元1116年，新興女真族建立的金國攻克遼陽，金襲遼制，仍以遼陽為東京，為國之陪都。同時又因金世宗的母親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遼陽，以及金世宗登基于遼陽，所以遼陽城不僅延續(xù)了遼時的繁華，而且更處于一種非常榮耀的地位。這種繁華與榮耀的具體標志，就是我們今天到遼陽見到的全國六大古塔之一的遼陽白塔。

　　遼陽在遼、金時代的這種獨特地位，自然為“冮官窯”的繁榮提供了最基本的條件，或說遼陽的繁華與榮耀更需要具備制瓷條件的冮官屯興旺繁榮起來。

　　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冮官屯所在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在沒有“冮官窯”的時候，太子河還不是現(xiàn)在這個稱呼，那時稱衍水、大梁水、梁水。太子河的稱呼似乎是和“冮官窯”一起誕生的，從誕生那天起，它們的命運就緊緊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太子河是冮官屯制瓷業(yè)的生命線，是它維系了整個冮官屯遼、金時代制瓷業(yè)的繁榮，這一點也是歷史上著名窯場所必須的條件。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法國傳教士昂特雷科曾到中國瓷都景德鎮(zhèn)考察游歷，考察過后，他在給奧日神父的信中說：“有兩條河從靠近鎮(zhèn)邊的山岳里流下來，并且匯合在一起，一條較小，而另一條較大，寬闊的水面形成了一里多長的良港。這里水流流速大大減緩了，有時可以看到在這寬闊的水面上，并列著二三排首尾相接的小船，每日都有無數(shù)的小船停泊。”他在這里說的那條大河就是景德鎮(zhèn)的昌江，后來瓷繪藝人代指瓷都的那條河。從昂特雷科的描述中可以見出，冮官屯的地理地形同景德鎮(zhèn)極為相像，尤其是河水。大小河網(wǎng)交錯的太子河水系為冮官屯提供了“水土宜陶”的必備條件。因為水是制瓷業(yè)最需要的自然資源，有了充沛的水才能安裝水車帶動水碓粉碎瓷石，才能淘洗瓷土，才能和泥制坯。更重要的是，太子河還是“冮官窯”水上運輸?shù)拇笸ǖ�。想當年，以冮官屯為中心，太子河兩岸很大范圍�?nèi)盡是遍布的窯場，以至今天冮官屯對岸的村鎮(zhèn)名還有“西大窯”、“上缸窯”、“下缸窯”的稱呼。那時候，冮官屯不僅有規(guī)模宏大的窯場，肯定還會有不小的碼頭，每天無數(shù)船只穿梭往來，各色瓷器，靠太子河道上排列如蟻般的小型船只駁運，轉(zhuǎn)入遼河，出海或是進入關(guān)東腹地。從水上說，“冮官窯”具備了遼代其他“四京六窯”所不可比擬的優(yōu)越條件。

　　河水之外，冮官屯地處遼東低山丘陵與遼河平原的過渡地帶，南邊緊靠千山山脈，低山丘陵里的闊葉林和針、闊混交林也為窯場提供了大量的窯柴資源。有了取之不盡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證冮官屯的窯火徹夜不熄，毫無疑問，這也是冮官窯得以延續(xù)近三百年的一個重要因素。

　　冮涼官屯是當年

　　中國北方陶瓷集散地

　　從現(xiàn)存“冮官窯”古遺址上看，當年窯場曾遍布冮官屯一帶，太子河兩岸方圓數(shù)里之地。這就足以證明，當時“冮官窯”的陶瓷產(chǎn)量一定是巨大的。這樣，在遼金之交的二、三百年間，“冮官窯”以數(shù)量齊全的器型、豐富多彩的釉色、多種多樣的窯口、規(guī)模巨大的窯場而成為“五京七窯”之一，成為遼、金時期中國南方與北方，關(guān)內(nèi)與關(guān)外的瓷業(yè)交匯點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產(chǎn)、銷售的集散地。

　　“冮官窯”燒成不用匣缽，而是在較大的圓形窯爐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圓不同的耐火磚和支、頂、擠、墊工具裝燒。這種燒法說明在當時窯業(yè)技術(shù)和降低成本上已有很大的進步。其產(chǎn)品以白瓷居多，其次是黑瓷和醬釉瓷，也偶有白地黑花瓷、兔毫釉和三彩器。器型多杯、盞、碗、盤、碟、瓶、罐，還有小人、小馬、小狗、騎士像和獸首塤、圍棋子、油燈、紡輪等。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這些瓷器大都胎骨厚重，含有雜質(zhì)，瓷片斷面呈米糠樣，瓷化程度不高，或顆粒明顯，基本燒結(jié)。白瓷色呈灰白或黃白，器表多施化妝土，其上施釉，但多不到底。大多釉色干白，溫潤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釋，釉層極薄，幾如素胎。黑瓷釉色較黑，但溫潤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紅，光亮明顯。醬釉呈醬紅色，光澤明亮，也有的呈醬黑色，釉面少光澤。由于不用匣缽裝燒，瓷胎和釉面受火部分往往掛有薄薄一層紅黃油污，胎質(zhì)部分尤為明顯，這是“冮官窯”產(chǎn)品重要特征之一。“冮官窯”中刻花、劃花的瓷器較少，白瓷黑花器的數(shù)量也不多見。但也有少量堪稱精品的瓷作。如頗似定窯的白釉碗、剔粉雕纏枝花白釉碗和頗似建窯的兔毫盞與執(zhí)壺等，都讓人深感“冮官窯”絕不僅僅只生產(chǎn)大眾實用器。如窯場里發(fā)現(xiàn)的兔毫盞和兔毫執(zhí)壺，釉色精美，窯變瑰奇。兔毫釉因以鐵作呈色劑，生坯掛釉，高溫焙燒時部分未熔化的鐵分離出來，密集結(jié)晶，于是在黑色釉上呈現(xiàn)出兔毛一樣的金色絲紋。“冮官窯”中的這類產(chǎn)品，說明遼金時期北方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器物使用上，自然也學南人樣，品茶用起兔毫盞，將遙遠的福建建窯工藝引入到了“冮官窯”中。另如小玩具中的獸首塤，做工生動可愛，多為醬色半釉。三孔，此物時人稱為“三孔笛”，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響的玩具。“冮官窯”中的圍棋子，多為無釉素胎，低溫燒制。這種圍棋子，與遼寧及其他地區(qū)遼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繪畫相吻合，說明遼時中國北方地區(qū)的“籍草圍棋”并非傳說，圍棋的普及在當時已達到很高的程度。

　　從冮官窯瓷作的寫實造型和裝飾藝術(shù)所透露出的遼代北方特別是遼海地區(qū)的藝術(shù)融合與審美取向看，其作品不僅有著濃郁的契丹族傳統(tǒng)文化和草原生活氣息，而且也有著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響，如器型的粗獷豪放與均衡對稱，風格的挺拔剛健與小巧生動，紋飾的潑辣酣暢與稚拙樸素，都折射出了遼海地區(qū)民族融合與文化滲透的品格和氣質(zhì)，體現(xiàn)出了“冮官窯”古瓷鮮明的時代風格和獨特的美學特征。“冮官窯”的繁華時代已經(jīng)離我們很遠了，八九百年，元、明、清都成了過程，一個空白的過程。我最為之嘆惜的是當年的制瓷者沒有留下任何姓名，更沒有一絲一點的文字記載，只因為他們僅僅是民間工匠嗎？據(jù)史料記載，遼攻占燕云十六州后，將定窯、磁州窯和山西大同渾源窯的大批窯工掠入遼境，為其生產(chǎn)日用陶瓷品。這其中，會有很多關(guān)內(nèi)甚至南方的陶瓷工匠來到冮官屯，所以冮官窯的瓷器在造型、制瓷技藝和形制上才會出現(xiàn)兔毫釉和明顯的定窯、磁州窯特征。這些來自外鄉(xiāng)的陶瓷藝人，他們所從事的都是地位低下的工匠之事，其艱辛的勞作自古以來就被列入“天下三苦事”之中：打柴、燒窯、磨豆腐。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下層文化和藝術(shù)，從來都是受到忽視或者根本得不到承認。他們雖然為冮官窯的繁華貢獻了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但這依然改變不了他們的業(yè)績連同他們創(chuàng)造的文化被湮滅的命運。就是他們同時代所創(chuàng)造的瓷器，也只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才浮出塵埃，這還多虧了一位叫“金毓黻”的學者，冮官屯人的鄉(xiāng)親，是他才使冮官窯和它同時代的窯工們所制造的產(chǎn)品有了一個名稱——遼瓷。

　　冮官屯燒窯制瓷工匠們的姓名雖然沒有像他們創(chuàng)作的作品一樣出土面世；為他們作品冠上時代之名的史學大師也遺憾地沒有一睹冮官屯的地下寶藏，但這些都掩藏不住太子河邊的工匠們曾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托起了一段燦爛輝煌的歷史，一段留給我們后人追尋與贊嘆的繁華舊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