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很多居民具有中國血統(tǒng)。自古以來，馬來西亞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沖。考古學家在柔佛河流域發(fā)掘的古文物中，有中國秦、漢陶器的殘片；史實證明：這條商路在公元1世紀前后就已開通。劉前度在《馬來西亞的中國古瓷器》一文中說：“甚至今天，在柔佛河岸還可見到荒蕪的村莊跟營幕的遺地，在黑色的泥土上四散著中國碗碟碎片……”

    越窯青瓷在馬來西亞的發(fā)現(xiàn)主要是沙撈越河口的各遺址，出土過9~10世紀的越窯器：此外在馬來西亞西部的彭亨也發(fā)現(xiàn)過唐代的青瓷尊。這些瓷器大多收藏在沙撈越博物館。

    印度尼西亞：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群島國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及亞洲大陸和澳洲大陸之間，自古以來是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十字路口：中國和印尼群島之間的聯(lián)系早在史前時代就已開始。古印度尼西亞人沿著兩條路線從亞洲大陸南部南下：一是中國云南經(jīng)緬甸、馬來半島到印尼列島：一是中國東南部經(jīng)臺灣、菲律賓、爪哇到印尼各列島，出土的青銅器等可以為證。印尼人對中國的瓷器十分重視，將其視之為“珍貴的文物和傳家寶”。1963年據(jù)蘇來曼的《東南亞出土的中國外銷瓷》一文中說：“印尼全境都發(fā)現(xiàn)了青白瓷，它僅次于青瓷。”可見青瓷在印尼也有大量發(fā)現(xiàn)�？脊抛C實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西、加里曼丹及其他島嶼均出土過越窯青瓷，品種有青瓷缽、壺、水注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是我國唐宋以來商舶到西亞地區(qū)的必經(jīng)之地。早在19世紀這里就出土過中國唐宋時期的瓷器標本。

    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Brahminabad），是7～11世紀印度河畔的商業(yè)中心，宋真宗天（1020年）毀于地震。出土有唐越窯青瓷殘碗，也有五代、北宋時期的瓷器。卡拉奇東南的巴博，是13世紀衰落的古港，1958年巴基斯坦考古部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9世紀的越窯水注和北宋初期的越窯刻花瓷片等。

    阿拉伯：

    阿拉伯（中國史書上稱為大食）地處歐亞非三大洲的聯(lián)合處，這一優(yōu)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世界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阿拉伯在世界歷史上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中國與阿拉伯民族的交往在公元前后就開始了公元前2世紀末，漢朝因張騫出使西域而得知條支，并譴使該地。到8~9世紀時達到高潮。中國的絲綢與瓷器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所喜愛的奢侈品，在中國與阿拉伯世界這條商路上，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上的駝隊，還是“海上陶之路”上的舟舶，精明強悍的阿拉伯商人無不顯示這個伊斯蘭民族頑強的生命力，阿拉伯商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阿曼：

    阿曼，位于阿拉伯半島，鄰近阿曼灣，是印度和中國商船進入波斯灣的通道。阿曼的蘇哈爾是阿拉伯商人和印度、中國商人進行貿(mào)易的著名港口，古有“通往中國之門戶”之稱。80年代在此地出土過越窯青瓷片。此外，在阿拉伯的巴林，50、60年代也出土過唐越窯青瓷殘片。

    伊朗：

    伊朗，古稱“波斯”，位于中亞腹地，南靠波斯灣，是古代東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國與伊朗是世界上兩個擁有悠遠歷史的文明古國，據(jù)史記載：兩國的交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就已開始，西漢的張騫奉命向西方“鑿空”以后，漢朝使臣已到達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稱）。唐代與外國的交通共有七條線路，其中一條便是“安息道”。中國的造紙，蠶絲、制瓷、指南針等對伊朗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伊朗的宗教、農(nóng)作物、金銀器等也傳到中國。伊朗人民特別珍視中國瓷器，把中國瓷器稱為“秦尼”，并且伊朗歷代帝王都大量地訂購中國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伊朗東部的內(nèi)沙布爾遺址，出土有越窯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遺址出土過越窯內(nèi)側(cè)劃花缽殘片；最著名的要數(shù)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來出土中國陶瓷的重要遺址。1956~1966年英國伊朗考古研究所發(fā)掘出唐代越窯系青瓷等。此外，在達卡奴斯、斯薩、拉線斯、內(nèi)的沙里等遺址也發(fā)現(xiàn)有越窯瓷器殘片。

    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發(fā)祥地的美索不達米亞，是古巴比倫王國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fā)拉底河流經(jīng)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這片土地曾被東方學家普拉絲塔命名為“肥沃的新月行地帶”，這一地區(qū)在古代既是東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經(jīng)濟和文化的樞紐。自1910年以來法國人貝奧雷就在此地進行發(fā)掘，巴格達以北120公里處的薩馬拉遺址因出土中國陶瓷而聞名。薩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這里曾作為首都，先后經(jīng)過三次發(fā)掘。出土有唐越窯青瓷等器；據(jù)專家分析，與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標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達（有譯為阿爾比塔）等地也發(fā)現(xiàn)過9~10世紀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窯青瓷。

    埃及：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位于地中海東南部、非洲的東北部和亞洲的西部，扼紅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羅河自南向北流貫全境，著名的古城遺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開羅）位于肥沃的尼羅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當時是埃及工商業(yè)中心，9世紀時相當繁榮。尼羅河的定期泛濫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中國與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國的秦漢時期。早在戰(zhàn)國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進行雄心勃勃的變法之時，遠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也已經(jīng)建立了輝煌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這樣描述這座名聞遐邇的城市：“它有優(yōu)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貿(mào)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陸上貿(mào)易地，則因為一切貨物都方便地從河上運來，聚集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隨后埃及的命運無論是文化、藝術、商業(yè)還是精神都被寫進了世界歷史。埃及從9世紀前后就源源不斷地進口中國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東文化調(diào)查團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學者對這座遺址進行發(fā)掘以來，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萬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萬二千片中國陶瓷，時間跨度從中國唐代到明清時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越窯瓷器主要有：9~13世紀初期的越窯青瓷，有些刻有蓮花、鳳凰等紋樣；還有比較典型的屬于唐代平底小圓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紀60年代在庫賽爾和阿伊扎布等遺址也出土過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窯瓷器。如20世紀60年代在蘇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爾瓦島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據(jù)統(tǒng)計，該國出土中國瓷器的遺址有46處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亞的曼達島出土有9~10世紀的青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