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中國人的偉大發(fā)明。幾千年來，古代匠師們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技藝精湛的瓷器珍品，遺存下來成為文化寶庫中的巨大財富。在這些遺物中有各個時代的代表作和創(chuàng)新之作，也有后代仿制品，無不表現(xiàn)出高超的制瓷技巧。就仿古瓷而言，早在宋代，當時的幾大名窯就有其他地方窯對之加以仿造的情形。元代瓷器中，則仿宋代鈞窯和定窯較為突出。尤其明清兩代，仿前代瓷器更加興盛，各朝均沒有中斷過。仿品的制作技術不斷更新，有的達到“亂真”的程度，有的甚至超過了原有水平，而不同時代的仿品，又有不同的風格，從而豐富了制瓷的工藝。
“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鎮(zhèn)”。明代景德鎮(zhèn)瓷業(yè)無論官窯、民窯都極興旺。當時朝廷在景德鎮(zhèn)設“御廠”，專燒供宮廷使用的瓷器。在生產(chǎn)御用瓷的過程中，造就了一批制作仿古瓷的名家。清藍浦《景德鎮(zhèn)陶錄》記載，明嘉靖、隆慶間，以仿宣德、成化瓷器而成名的崔國懋，號稱崔公窯，為當時民窯之冠。又有周丹泉“尤精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競重購之”。萬歷時昊十九，仿制白釉脫胎瓷，所制“卵幕杯”、“流霞盞”最為著名。
永樂、宣德、成化三朝、是明代瓷業(yè)的黃金時期。一般說來，永樂、宣德瓷器以“鮮紅為寶”，“青花為貴”；而成化瓷器則一斗彩名世。然而當時在仿古瓷方面也毫不遜色。從現(xiàn)存的藏品看，這一時期景德鎮(zhèn)窯仿燒的汝、哥、龍泉等宋代名窯瓷器，精美程度不亞于宋代。
到了明后期的嘉靖、萬歷時期，風格又有變化，瓷器胎體厚重，追求奇靡，五彩斑斕，花紋繁褥。但由于國勢漸衰，整體工藝水平下降，古時人特別推崇明初瓷器。如王世貞《觚不觚錄》中說：“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增十倍”。沈德符《敝帚軒剩語》說：“宣德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渡褡趯嶄洝犯�“神宗時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雞杯一雙，值錢十萬”這樣，明中后期出現(xiàn)爭仿寫前朝年款，以仿宣德、成化款最為常見。此外，這一時期仿宋代官、哥、龍泉窯瓷器也很流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器發(fā)展臻于極盛。這三朝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作為國家最高統(tǒng)治者的皇帝本人都非常喜好瓷器。據(jù)《清宮檔案》記載，雍正、乾隆兩位皇帝還歷次親自詔令景德鎮(zhèn)督陶官唐英仿造歷代名瓷。因而這一時期的仿造水平很高，所仿宋代五大名窯以及明代永樂、宣德、成化等朝瓷器，在釉色、胎質、造型、紋飾方面多已達到理想境界。當時以“郎窯”、“唐窯”制品最為逼真。郎窯是指康熙時由郎廷極兼任陶務官時的景德鎮(zhèn)官窯。清人劉廷璣著《在園雜志》稱贊“近複郎窯為貴，紫桓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仿古暗合，與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綜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唐窯一般指乾隆時的景德鎮(zhèn)窯，實則貫穿雍正、乾隆兩朝。當時的督陶官唐英博才多藝，并能與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經(jīng)過刻苦鉆研，居然成為“深諳土脈、火性、諸料”的制瓷專家。在他直接管理和指導下，景德鎮(zhèn)窯成就驚人。僅雍正后期，短短幾年間，便燒造出仿古品種四十余種，另有創(chuàng)新品種十幾種。乾隆時又有更多的品種問世。這一時期的仿古瓷技術上精益求精，但并無牟利目的。特別是官窯的產(chǎn)品，燒出來是為皇宮御用的當然更不敢真的用來魚目混珠。所以許多仿品并不仿寫前朝年款，而是直書本朝年號。
清末明初，中外人士搜求歷代古瓷者漸多，古董行生意興隆，因而仿古和造假能手亦相繼涌現(xiàn)。上自原始社會彩陶、黑陶，下至唐三彩、五代越窯與宋代各大名窯，乃至明代德化白瓷、山西法華以及明清各朝各代各類品種的景德鎮(zhèn)官窯瓷器，幾乎無不仿作。而且其中的絕大多數(shù)，由于燒造時的用意即在于拿來冒充真品，所以就不但要求“神似”，也極力追求每一點細節(jié)的“形似”，誠可謂處心積慮。加之當時去古未遠，匠師們的經(jīng)驗、技藝、工具、環(huán)境、修養(yǎng)以至心境都與古人接近，因此，僅就燒造瓷器中的贗品——假古董而言，這一時期的造詣可以說是達到了空前的水平。
總的看來，古今制造仿古瓷的目的無非出于兩個，一是發(fā)思古懷舊之心，保持傳統(tǒng)品種；二是以假亂真，牟獲商業(yè)利益。前者對瓷器發(fā)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例如清康、雍、乾三朝，既是嗜古、仿古之風極盛的時期，也是大量新品種涌現(xiàn)的時期，可見在瓷器發(fā)展中，仿古不但不妨礙創(chuàng)新，而且能夠促進創(chuàng)新。然而另一方面，從文物收藏和鑒定的角度看，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只要是仿制品，就會給我們今天的鑒別造成困難。特別是古代那些技藝精湛的仿品，即便制作者當初的用心完全純正，也不能排除后利用其仿作來假冒真品，牟取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