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器物作為一種文化，不僅在器類與款式、釉色與紋樣及其表現出來的審美趣味等方面，讓人看到不同時代的特點，有的還可以從它的題詞、題詩上，看到各歷史時代的社會狀況。 

　　廣州西晉古墓的墓磚上多次發(fā)現的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永嘉世，九州兇，如廣州，平且豐”和“永嘉世，九州空，余吳土，盛且豐”的銘文。這些磚銘反映了西晉末年“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期間北方田園荒蕪、民不聊生而嶺南相對安定，中原人民不得不大量南遷的社會現實。

　　福建晉江磁灶鄉(xiāng)的古窯址發(fā)現的宋代一件彩繪小盆，題寫有這樣一首五言絕句：“七十有三春,年來尚當先,山河無寸草,天地是何人”。很明顯，這里抒發(fā)的是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亡國之情。杜甫當年感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今“國破”了，山河雖在，但慘遭洗劫破壞，寸草不生，這位陶人是何等的哀痛啊！

　　一件流落到日本的南宋綠釉枕，枕面上先刻有白居易的這首詩感嘆亂離的詩：“時難年荒世業(yè)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后，骨肉流離道途中。吊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xiāng)心五處同”在這首詩后還有如下一些話：“題寫時余游穎川，聞金兵南竄，觀路兩旁，骨肉滿地，可嘆可嘆。為路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聞一片喧嘩，自覺心慌，思之傷心悲嘆。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只有作詩，少覺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載，同友修枕二十有余，時在紹興三年清和望日也”，連同白詩總共153個字。從題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制枕藝人在外面做生意，看到一片悲慘的戰(zhàn)亂景象，自己又為路途阻隔，饑寒交迫困居半載，歸家不得，因此與白居易的這首亂離詩產生強烈的共鳴，便把詩刻在枕上。他的這個題記是一個難得的時代記錄。山西長治出土的金人統(tǒng)治時燒制的瓷碗上，題有“金堂玉馬三學士，明月清風兩宋人”，人們仍然稱自己為“宋人”，體現出那個時代的陶人對宋朝國土淪陷所持的愛國態(tài)度。

　　近代中國外憂內患不斷，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中國，但國人處于麻木不覺悟狀態(tài)。這一社會現實在陶瓷詩里都有所反映�，F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一件瓷碗,碗壁繪一人臥于石上酣睡,一猛虎正向其撲來,還有二虎正在撕斗。一面題跋:“餓虎回至,我睡猶酣,雄雞一鳴,人夢咸醒”。有人燒制繪有醒獅的瓷盤，期待有人喚醒中國這頭睡獅（下圖）。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加上持續(xù)不斷的天災人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景德鎮(zhèn)燒制的題為《漁》和《耕》的瓷板畫（作者為王大凡）題寫的詩反映了舊中國這一社會現實：“撒網無魚蝦，官稅不能賒；網來難換米，空坐對蘆花”。“去歲遭荒旱，今春又決堤；終年耕褥者，不得飽妻兒”。

　　銘刻在陶瓷器物上的時世感嘆，是各個歷史時代真實的社會記錄，它表現出了強烈的人民性，具有很強的認識價值與史料價值。山水畫枕，枕面題：“寒食少天色，春風多柳花。倚樓心緒亂，不覺見棲鴉”。 羈旅之愁都溢于言表。一件“王家造”款的磁州瓷枕后立面書詞一首：“春將暮，風又雨，滿園落花飛絮，夢回枕邊云渡事，一聲一聲道不如歸去”。禁不住滿腔愁情，發(fā)出早日歸家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