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第十五屆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召開，南都網發(fā)表了記者題為《廣貨吆喝浙貨潛行》的報道，讀來回味無窮。金融危機襲來，出口大跌，廣東應聲啟動開拓內需市場，策劃廣貨西北行、中部行、西南行，省委書記、省長親自為廣貨北上“站臺”吆喝。反觀浙江，用不著政府出面“作秀”，注重的是常設市場和營銷渠道的建設。“義烏商貿城”就是一個典型。目前該商貿城已在國內外形成了密集的銷售網絡，這為浙貨“向內轉”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義烏小商品市場（義烏商貿城）的前身是溫州瑞安縣（現為縣級市）的瑞安商貿城，因為瑞安土地緊張，在政府的默認下市場資源逐步向義烏流失，最后成就了義烏。這是位于江西萍鄉(xiāng)安源區(qū)的萍鄉(xiāng)市綠寶陶瓷公司董事長徐寶呈的觀點。2007年，溫州人徐寶呈投資1.5億元興建綠寶陶瓷項目，一期占地面積120畝，瓷磚年產量可達1000萬平方米。此前，徐寶呈辦過鞋廠，也賣過摩托車零配件。今年4月份，徐寶呈又與同鄉(xiāng)合伙在湖南益陽縣新墻工業(yè)園建兩條瓷片生產線，其未來的重點也定 在益陽。同時，還在江西高安拿地建熔塊廠。而在山西陽城，大自然陶瓷有限公司也有他的股份。時下，溫州人已經把陶瓷廠辦到了伊朗、哈薩克斯坦，徐也有過“走出去”的沖動。
這些年溫州人在山東、河北、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山西、陜西等地投資建陶瓷廠，一些過去從來沒有辦過陶瓷廠的地方因為溫州人的進入而逐步發(fā)展成新興陶瓷產區(qū)，比如安徽淮北基本上都是溫州企業(yè)，高安也有七八家。徐寶呈甚至認為“基本上到哪個地方第一家陶瓷廠都是溫州人辦的”。雖然此說有點夸張，但卻揭示了這樣一個基本現實：溫州人在新興產區(qū)發(fā)展歷程中，起到了陶瓷文明啟蒙者、播種機的重要作用。無疑，他們?yōu)楹髞碚叽蛳铝嘶A。
而事實上，溫州也是近代中國陶瓷工業(yè)的發(fā)祥地。1914年，吳佑卿先生在溫州永強創(chuàng)建了第一座近代陶瓷窯——青山瓷窯。1939年吳百亨先生在溫州創(chuàng)辦了西山瓷器廠。1943年生產出中國第一批“西山牌”陶瓷釉面磚，從而揭開了中國近代建筑陶瓷工業(yè)的序幕。此前，國內主要建陶產品是上海的“泰山牌”無釉毛面磚和唐山啟新瓷廠的紅缸磚。
新中國成立后，吳百亨先生的溫州西山面磚廠先后成功研制出摩擦壓機、噴釉機、磨粉打漿機，從而結束了繁重的手工壓坯、手工搪釉的舊工藝，減輕了勞動強度，改善了生產環(huán)境，提高了生產效率和施釉質量等，并試制成功黑色釉面磚，出口到世界五大洲的8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溫州“西山牌”瓷磚因此享譽中外，盛極一時。
20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省初步形成了溫州、杭州、金華、寧波、紹興、湖州、嘉興等七個生產區(qū)域。但最近10多年，作為浙江省主要陶瓷產區(qū)的溫州由于土地、人力等要素成本急劇增加，建筑陶瓷生產不斷萎縮，陶瓷產業(yè)資本大量往中西部等地區(qū)轉移。這些企業(yè)產品定位基本為縣鄉(xiāng)市場，實行區(qū)域化生產、區(qū)域化銷售，對改變中國建筑陶瓷產能布局起了先導作用。
溫州人在內地辦陶瓷廠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溫州人是用資本撬動產業(yè)，其辦企業(yè)所需要的資源全部通過資本的力量來整合。溫州陶瓷人的第一桶金基本上都不是在陶瓷行業(yè)里獲得的。溫州投資者并不懂陶瓷，他們大多是單純的投資人，或投資人兼管理者，技術和營銷人都在市場上現找。這與廣東、福建、四川等地多數投資人的專業(yè)技術背景和營銷人背景有很大不同。這也導致兩個結果：溫州陶瓷人不迷戀技術也不擅長技術與創(chuàng)新，陶瓷工廠對溫州老板來說只是一門生意，因此也就無所謂品牌。產品賣到市場有利潤就接著做，沒有利潤就撤，再尋其他有利潤的行業(yè)投資；二、溫州人勤勉，吃苦耐勞 。溫州人有一種“蟑螂精神”，可以在最陰暗、潮濕、低矮的“卑賤而頑強”的地方生存。徐寶呈認為，溫州人“可以鉆龍門，也可以鉆狗洞”。環(huán)寶陶瓷投資人曾建國已有億萬身家且年過五十，但他卻選擇重新開始——從住工棚、打地鋪開始建陶瓷廠；三、溫州人崇尚低成本運作，擅長價格戰(zhàn)。溫州人喜歡用自己的錢滾動發(fā)展，不喜歡到銀行借貸——因為借貸要付利息。即便要舉債，溫州人也多會選擇“地下錢莊”，因為向私人融資方便。溫州人自稱不懂得“資本運作”，到一個地方投資不會給地方政府壓力，因為他們一般不需要政府的金融支持。結果，也就不怎么主動去跟地方政府搞好關系。
總之，筆者以為，在陶瓷行業(yè)，溫州老板的“另類”體現在：草根精神、市場意識、資本力量、生意本位——他們是會做生意的中國猶太人。與廣東老板們相比，他們最缺的是實業(yè)精神、創(chuàng)新品格和品牌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