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由于中央政權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寵的政治風氣，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導致宋代文化高度發(fā)展。很多學者都對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認為中國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調子，這一點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國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時間取得非常大的成績。盡管我們都知道，宋代的國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體來說都還是不錯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災難以外，老百姓的整個生活還算穩(wěn)定，而且長達三百多年。
這種繁榮有很多證據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華。《清明上河圖》這件作品，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紀錄片來看。當時沒有錄音、錄像這種高科技手段，未能把當時的社會記錄下來，非常遺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圖》這樣的畫卷，從郊外一直畫到城里，把整個汴梁的繁榮，乃至鱗次櫛比的店鋪，全部反映出來。當時有客棧，有民居，有店鋪，有作坊，甚至有賣瓷器的專賣店。宋代的官窯制度，就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產生了。
宋代官窯制度沒有明確的記載，而明清以后的官窯制度有明確的記載，什么時間皇帝下令做什么樣的瓷器；誰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燒窯的前線，來指揮燒窯；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確的記載。宋代官窯由于年代久遠，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確。不能說當時沒有官窯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確的文獻，記載著從皇帝嘴里說出的官窯。由于不明確，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窯的起始時間。盡管如此，宋代官窯對于后世的影響，還是不可估量的。
官窯是北宋定的主調。北宋官窯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期才開始燒造，窯址不明。歷史上黃河多次改變河道，每次泛濫的時候都淤積大量泥沙，將汴梁舊城以及整個黃河下游淹沒，有很多文化古跡就淹沒在黃河故道之下。我們推測，北宋官窯的窯址應該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沒有找到，估計黃土覆蓋的深度已達10米以上。我們參考其他窯址，南宋官窯的遺址就離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窯雖然是在景德鎮(zhèn)燒造，但有一些極特殊的產品，比如瓷胎畫琺瑯，就在紫禁城內燒造，位置在西華門附近。
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到了宋徽宗時期，社會生活非常富足。又趕上宋徽宗這樣一個皇帝，酷愛藝術。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最沒有政治造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藝術造詣卻非常高，甚至可以說是藝術造詣最高的皇帝。歷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學家們認為：在繪畫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詩詞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詞就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國20世紀30年代還拍過一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就借的李后主這句詞。
宋徽宗對藝術感興趣體現在很多具體的方面，比如他設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設有各種作坊，分工達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個事情分成三千多類，怎么分？可能分幾十類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個門類中，反而沒有“陶作”，沒有燒造陶瓷的地方。我們分析原因，可能是燒造瓷器的條件比較惡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會造成很嚴重的污染，而且在宮廷里燒火也很危險。清代在紫禁城里燒造琺瑯彩是很小范圍的事，所以能夠容忍。如果是大規(guī)模的行為，就只能到景德鎮(zhèn)去燒造。
北宋官窯比較罕見，因為宋徽宗執(zhí)政的時間只有二十幾年；又經過靖康之難，很多東西都毀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時間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窯非常罕見。
我在十多年前曾經見過一個。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賣會上，有一個官窯瓶子。這個瓶子最早在揚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來拍賣。這瓶子有一個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種玉禮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這個字念錯，念成“宗”，應該念“從”。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禮器，琮用來禮地，璧用來禮天；琮外方內圓，璧外圓內圓。琮式瓶，就已知的資料來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件在英國大衛(wèi)德基金會，一件在臺北故宮，最后一件就是這件。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里都沒有收藏這樣的琮式瓶。當時很多專家都認為這件東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燒造的。我就比較執(zhí)著地認為它一定是真實的，就是北宋的，我們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運。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藝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們忽略。它是一個內圓外方的瓶子，你從里面看是圓的，從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藝上就可以燒造外方內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藝中，拉圓非常容易，擱在輪盤上，隨著輪盤一轉，立刻就能拉成圓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點點拼接起來。北宋時期的工藝還不夠先進，所以要先拉成一個圓，然后單做四個三角，粘在四個角上，最后掛上釉去燒。我首先從工藝角度上看，認為這個琮式瓶是北宋的藝術品。
當時還有很多人不認為它是北宋的，總覺得是后人仿的。我們要知道，仿一個有價值的東西，一定要有主觀的愿望，就是我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歷史上也確實有這種人，就是想造假，造出來顯示個人的成就，沒有其他目的。那么，絕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為了贏利。在贏利的前提下，就有一個成本問題。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會贏利，造假也就不會存在了。這個原因導致歷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熱的時期，就是我們說過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興到民國初年以及現在。那么，宋代官窯，在宋代沒有人去造假，沒有這個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時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對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幾乎沒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時期，雍正對宋代官窯非常感興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宮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樣，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時期大量仿官窯的器物上，就寫著“大清雍正年制”，說明本朝喜歡這種審美風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質上的區(qū)別。那么從這點推斷，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沒有造假的動機，所以我就認為它是真實的。后來，這件琮式瓶被拍賣，現在在一個收藏家手里，被公認是北宋官窯。
從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時候真理其實就在少數人手里，而不在多數人手里。當你的道行深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鑒定的這個東西的真實面目。問題出在我們經常會碰到一些人，手里拿著一個大瞎活兒，但還堅定地認為是真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本事，還非得要這么認為，那就出問題了。我覺得收藏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覺得有把握，那就堅定地認為真理在你手里；但當你沒把握的時候，就不應該執(zhí)迷不悟。簡單地說，瞎子拿一個瞎活兒，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當時為了區(qū)分，北宋官窯就稱為“舊官”，南宋官窯就稱為“新官”。南宋官窯有兩個燒窯的地方，一個是郊壇下，一個是修內司。這兩個窯址都是20世紀發(fā)現的，一個是20年代，一個是90年代。
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有這樣一段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襲徽宗舊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間，京師自己安排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明明是吃了敗仗，被迫跑到南邊，但說得很好聽。所謂“襲徽宗舊制”，就是沿襲了徽宗時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內司、郊壇下燒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樣，新官窯跟舊官窯有不一樣的地方。
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由于中央政權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寵的政治風氣，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導致宋代文化高度發(fā)展。很多學者都對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認為中國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調子，這一點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國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時間取得非常大的成績。盡管我們都知道，宋代的國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體來說都還是不錯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災難以外，老百姓的整個生活還算穩(wěn)定，而且長達三百多年。
這種繁榮有很多證據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圖》，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華�！肚迕魃虾訄D》這件作品，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紀錄片來看。當時沒有錄音、錄像這種高科技手段，未能把當時的社會記錄下來，非常遺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圖》這樣的畫卷，從郊外一直畫到城里，把整個汴梁的繁榮，乃至鱗次櫛比的店鋪，全部反映出來。當時有客棧，有民居，有店鋪，有作坊，甚至有賣瓷器的專賣店。宋代的官窯制度，就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產生了。
宋代官窯制度沒有明確的記載，而明清以后的官窯制度有明確的記載，什么時間皇帝下令做什么樣的瓷器；誰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燒窯的前線，來指揮燒窯；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確的記載。宋代官窯由于年代久遠，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確。不能說當時沒有官窯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確的文獻，記載著從皇帝嘴里說出的官窯。由于不明確，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窯的起始時間。盡管如此，宋代官窯對于后世的影響，還是不可估量的。
官窯是北宋定的主調。北宋官窯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期才開始燒造，窯址不明。歷史上黃河多次改變河道，每次泛濫的時候都淤積大量泥沙，將汴梁舊城以及整個黃河下游淹沒，有很多文化古跡就淹沒在黃河故道之下。我們推測，北宋官窯的窯址應該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沒有找到，估計黃土覆蓋的深度已達10米以上。我們參考其他窯址，南宋官窯的遺址就離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窯雖然是在景德鎮(zhèn)燒造，但有一些極特殊的產品，比如瓷胎畫琺瑯，就在紫禁城內燒造，位置在西華門附近。
北宋經過一百多年的發(fā)展，到了宋徽宗時期，社會生活非常富足。又趕上宋徽宗這樣一個皇帝，酷愛藝術。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國歷史上最沒有政治造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藝術造詣卻非常高，甚至可以說是藝術造詣最高的皇帝。歷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學家們認為：在繪畫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詩詞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詞就是“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國20世紀30年代還拍過一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就借的李后主這句詞。
宋徽宗對藝術感興趣體現在很多具體的方面，比如他設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設有各種作坊，分工達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個事情分成三千多類，怎么分？可能分幾十類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個門類中，反而沒有“陶作”，沒有燒造陶瓷的地方。我們分析原因，可能是燒造瓷器的條件比較惡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會造成很嚴重的污染，而且在宮廷里燒火也很危險。清代在紫禁城里燒造琺瑯彩是很小范圍的事，所以能夠容忍。如果是大規(guī)模的行為，就只能到景德鎮(zhèn)去燒造。
北宋官窯比較罕見，因為宋徽宗執(zhí)政的時間只有二十幾年；又經過靖康之難，很多東西都毀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時間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窯非常罕見。
我在十多年前曾經見過一個。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賣會上，有一個官窯瓶子。這個瓶子最早在揚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來拍賣。這瓶子有一個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種玉禮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這個字念錯，念成“宗”，應該念“從”。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禮器，琮用來禮地，璧用來禮天；琮外方內圓，璧外圓內圓。琮式瓶，就已知的資料來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件在英國大衛(wèi)德基金會，一件在臺北故宮，最后一件就是這件。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里都沒有收藏這樣的琮式瓶。當時很多專家都認為這件東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燒造的。我就比較執(zhí)著地認為它一定是真實的，就是北宋的，我們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運。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藝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們忽略。它是一個內圓外方的瓶子，你從里面看是圓的，從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藝上就可以燒造外方內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藝中，拉圓非常容易，擱在輪盤上，隨著輪盤一轉，立刻就能拉成圓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點點拼接起來。北宋時期的工藝還不夠先進，所以要先拉成一個圓，然后單做四個三角，粘在四個角上，最后掛上釉去燒。我首先從工藝角度上看，認為這個琮式瓶是北宋的藝術品。
當時還有很多人不認為它是北宋的，總覺得是后人仿的。我們要知道，仿一個有價值的東西，一定要有主觀的愿望，就是我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歷史上也確實有這種人，就是想造假，造出來顯示個人的成就，沒有其他目的。那么，絕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為了贏利。在贏利的前提下，就有一個成本問題。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會贏利，造假也就不會存在了。這個原因導致歷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熱的時期，就是我們說過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興到民國初年以及現在。那么，宋代官窯，在宋代沒有人去造假，沒有這個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時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對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幾乎沒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時期，雍正對宋代官窯非常感興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宮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樣，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時期大量仿官窯的器物上，就寫著“大清雍正年制”，說明本朝喜歡這種審美風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質上的區(qū)別。那么從這點推斷，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沒有造假的動機，所以我就認為它是真實的。后來，這件琮式瓶被拍賣，現在在一個收藏家手里，被公認是北宋官窯。
從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時候真理其實就在少數人手里，而不在多數人手里。當你的道行深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鑒定的這個東西的真實面目。問題出在我們經常會碰到一些人，手里拿著一個大瞎活兒，但還堅定地認為是真的。如果你沒有這個本事，還非得要這么認為，那就出問題了。我覺得收藏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你覺得有把握，那就堅定地認為真理在你手里；但當你沒把握的時候，就不應該執(zhí)迷不悟。簡單地說，瞎子拿一個瞎活兒，就更瞎了。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當時為了區(qū)分，北宋官窯就稱為“舊官”，南宋官窯就稱為“新官”。南宋官窯有兩個燒窯的地方，一個是郊壇下，一個是修內司。這兩個窯址都是20世紀發(fā)現的，一個是20年代，一個是90年代。
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有這樣一段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襲徽宗舊制，置窯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致，油(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間，京師自己安排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個很委婉的說法，明明是吃了敗仗，被迫跑到南邊，但說得很好聽。所謂“襲徽宗舊制”，就是沿襲了徽宗時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內司、郊壇下燒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樣，新官窯跟舊官窯有不一樣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