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各地茶具的優(yōu)劣，陸羽有一段著名的論斷：“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壽州次，洪州次……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所崇尚的碾末烹煮的茶風(fēng)，茶湯顯“白紅”（即淡紅），青瓷色澤沉穩(wěn)，“相映而成高雅之趣。邢州瓷雖然潔白瑩亮，就未免稍嫌輕浮了。”（鄭培凱，商務(wù)印書館2007年版《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序）給茶碗分等級，不是以瓷器的質(zhì)地而是以瓷器的色調(diào)為標準，看它是否能和茶湯的色度調(diào)和出最大的美感。正因為如此，以越窯為代表的質(zhì)樸大方、色澤沉穩(wěn)的青瓷茶碗，就被陸羽和整個唐代奉為上品了。雖然以邢州瓷為代表的白瓷在當時也不乏擁戴者。
   
    這樣就很好理解，為何宋代的“最佳茶碗”從青瓷轉(zhuǎn)為黑瓷了。宋代斗茶更盛，具體方法為：事先用茶末和開水調(diào)好茶膏，然后一邊用沸水點泡，一邊用茶筅回旋擊拂，打出白色的沫餑（湯花），要求色澤純白，湯花保持時間長（“咬盞”）者優(yōu)，先出現(xiàn)水痕的就失敗。這樣，為了以黑襯白，更為了便于裁判孰優(yōu)孰劣，黑瓷當然是最好的選擇。蔡襄所謂“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茶錄》），宋徽宗所謂“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上，取其煥發(fā)茶采色也”（《大觀茶論》），說的都是一個道理。過去被奉為上品的青瓷、白瓷都不再適用，在重黑瓷這一點上，宋代做到了“從認識到行動上的高度一致”。
   
    到了明代，人們對茶碗的色澤選擇又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在今日，純白為佳”（許次紓《茶疏》）。因為到了明代，點茶已成往事，飲用散茶蔚為主流，潔白如玉的白瓷襯托綠色的茶湯，清新悅目。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說：“宣廟（指明宣宗）時有茶盞，料精式雅，質(zhì)厚難冷，瑩白如玉，可試茶色，最為要用。蔡君謨?nèi)〗ūK，其色紺黑，似不宜用。”不但肯定了白瓷的絕對優(yōu)越地位，而且質(zhì)疑了蔡襄對黑瓷的看重。其實，這都是茶水惹的禍，蔡襄時代茶貴白，當然瓷貴黑，明代茶貴綠，當然瓷貴白。觀點不同，其實其理則一，只是各為其茶。
   
    “嚴格說來，茶碗的色澤與茶葉的品質(zhì)是不相干的，然而，飲茶作為美感體驗的藝術(shù)，茶碗的形制與色調(diào)，配合盛出的茶湯色度，就使人在特定的空間氛圍中得到相應(yīng)的感受，從而產(chǎn)生心靈的回響”（鄭培凱，出處同上）。誠哉斯言。據(jù)此推去，唐代、宋代、明代的茶人們，都追求茶、盞一體的整體藝術(shù)美感，雖則時代不同、取舍各異，究其緣由，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