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每每與朋友討論起電視劇《水滸》，素有英雄情結的我，總是為一撥梁山兄弟最終落得個“愚忠”下場扼腕嘆息，特別對坐頭把交椅的“公明哥哥”——宋江，是恨之切責之深，但仔細回想起宋江成功統領住一干人馬，并創(chuàng)造了水泊梁山的輝煌時期，又不得不暗暗稱奇。

    從水泊梁山的發(fā)展史來看，前后領導者有不論良莠、殺搶通吃的小人王倫，也有智勇雙全義蓋云天的晁天王，但可惜他們終未坐穩(wěn)頭把交椅。宋江形容不振，仁慈怕事，義不及盧俊義，謀不過公孫勝，勇不如魯智深，但恰恰是他，領導梁山好漢創(chuàng)造了反抗朝廷、打擊貪官、贏童貫、敗高俅、平王慶、打方臘等一個又一個戰(zhàn)爭神話，并最終實現了其“報效朝廷”的人生終極意義。為何？筆者試圖從組織管理發(fā)展歷史看待水泊梁山不同時期的領導之道：

    （一）《水滸》中的好漢大都是被“逼上梁山”，最初的草臺班子以王倫為首，目光短淺，嫉賢妒能，算是烏合之眾，只是為了解決一己溫飽而落草為寇，連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也不得不屈人之尊而異常憤悶，大家背景不同，志向各異，所以整個組織班子異常松散，最多算個自發(fā)管理的階段。在晁天王和吳用的參與和挑撥下，王倫班子很快土崩瓦解；當晃蓋以山寨新頭領身份走上前臺時，著重于建立工作組織，并開始計劃日常業(yè)務，譬如根據決策需要，重新確立了晁蓋、吳用、公孫勝三力合一的謀略班子，以林沖為首的中堅團隊和八百個支配嘍羅，而且提出了當前的工作任務：整倉、修寨，造軍器，備船只，全力抵擋朝廷掃蕩，以解決存亡問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晁頭領大方地開展物質激勵，將“智取生辰綱”所得好處用來分給眾人，安排家舍，人心一安定，聚義勢力漸成氣候，梁山泊初步實行科學管理啟蒙，發(fā)展步上正軌。

    （二）第三代領軍人物——宋江的出現為梁山泊的發(fā)展帶來了巨變。及時雨宋公明一貫擁有良好的口碑形象，后來又冒死相救梁山好漢的“大義”，與梁山“義字為重”的組織氛圍非常契合，這一點為宋江獲得較高威望打下了基礎，但要順理成章坐上梁山的頭把交椅，僅根據一點好名聲和取得幾回攻城戰(zhàn)功，是難以服眾的，試想此時梁山聲勢浩大，屢遭朝廷圍追堵截，外部環(huán)境非常險惡；內部人員結構復雜，隊伍規(guī)�？涨�，有棄官投奔的，也有草寇歸順的，有高階之后，也有鄉(xiāng)野粗人，有地主豪富，也有潑皮無賴，而且先后經歷王倫、晁蓋等不同領導，各成體系，資歷、本領、心態(tài)不一，非一般之士是難以坐得穩(wěn)的。鼎盛時期，宋江果斷導入了現代管理的技術手段，著重“搭班子、引人才、帶隊伍”，實施規(guī)范管理。主要措施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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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結果導向，以業(yè)績說話。宋江上山前，晁天王管理較為粗放，義字當頭，導致吃大鍋飯現象

    嚴重。宋江上山后，首先肯定了“八方共域，異姓一家”的前提條件——我們是兄弟，籠絡了人心；但同時又間接否定了按資歷坐位的舊規(guī)矩，當他帶著一幫人馬上山之際，即語出驚人：“休分功勞高下，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到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時另外定奪。”也就是說，不管以前功勞、資歷如何，以前的排名統統不算，以后按照功勞，重新考核，再評定座次。他自己帶頭響應“結果導向”原則，所以在每次打城頭之際，鬧華山，取關勝，打曾頭市，都是自告奮勇，親臨一線，且取得了不斐的業(yè)績，這種爭功勁頭為各位好漢樹立了一副標桿，連久居首位的晁蓋也因此感到壓力，誓要親自參戰(zhàn)立功。宋江用實力打破了梁山的評價規(guī)則，為自己后來坐上頭把交椅奠定了價值基礎，讓人不得不服。

    二、 科學劃分管理層級，完善組織職能。宋江坐上頭把交椅的二板斧是重新建立了組織治理結構，

    并確立了職能分工。組織建立原則以有益于事業(yè)繁榮為根本，用人所長，宋江、盧俊義二人同時作為領軍人物，一個以“大義”統率全軍——內樹管理，一個以“外交”能力服眾——外拓市場（為宋江被招安出了大力），非常地合拍，再加上吳用、公孫勝等智囊團形成了梁山泊的決策“大腦”，下設參贊軍務、錢糧管理兩個職能部門，業(yè)務部門主要由馬軍、步軍、水軍部組成，還包括信息打探部、守衛(wèi)部，以及補給后勤、生活雜務等支持部門。部門實行直線職能管理制，像馬軍就有五虎上將、驃騎先鋒和小彪將探馬幾個層級，各司其責；根據能力定崗，如母夜叉孫二娘這樣的角色，就安排她仍舊在山下開店探聽軍情，編制歸信息部。此招結束了大家各懷心思、互相拆底的爭位局面，各好漢在合適的崗位上找到了成就感，自然就更加效力于聚義事業(yè)。

    三、 不拘一格，廣納賢才。眾所周知，管理——就是計劃、組織、控制、協調資源從輸入到輸出

    增值的過程，人才正是事業(yè)成功的第一要素，宋江在被迫逃亡的路上，靠著個人魅力，結交了一大幫仁人志士，像箭術過硬賽李廣的花榮、脾氣大本事也大的秦明、勇猛無比的黑子李逵、諳熟水性浪里百挑張順、日行千里比赤兔馬還快的戴宗，這些擁有特殊專長的人才無不為梁山事業(yè)增添了光輝的一筆。在后來的戰(zhàn)斗中，宋江也惜才如命，大名城一戰(zhàn)，最終迫使朝廷命官關勝棄甲上山，靠的就是宋江的欲擒故縱用心感化，一句“大刀義勇神將，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讓位”，就化敵為友了。呵呵，這等心胸難能可貴。

    （三）提升了基礎管理的梁山泊，事業(yè)發(fā)展突飛猛進，基本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軍事軟硬件充足，

    組織機構日趨完備，規(guī)模日益壯大，需求層次日漸提高，出現一些小富即安、熱衷于“大塊分金銀，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享樂主義者不足為怪，特別是在梁山泊未來發(fā)展路線問題上：最終要起義造反，還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可以說還處于混沌狀態(tài)，到了不得不澄清的階段。宋江沒有絲毫猶豫，運籌領袖智慧，實踐文化管理，抓住對人性的研究與精神指引，即時提出了組織使命藍圖，那就是要“替天行道”， 這就是方向，這就是準則，打家劫舍也好，攻城略地也罷，都是為了這樣一個崇高的使命而奮戰(zhàn)的，甚至在與朝廷對抗時，宋江也常義正嚴詞口耳相傳，用這一價值觀影響敵友；并且在梁山上樹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設立“忠義堂”議事廳，集口碑傳播與視覺傳播于一體。后來，在宋江力主招安的背景下，梁山隊伍更以正義之師的名份征討方臘，以極其悲壯的結局圓滿完成了自己“替天行道”、“報效朝廷”的愚忠使命。站在歷史的長河中看，結局是可悲的；但客觀評價宋江的領導才能，可見他的布道能力是強勢而有效的。

    斯人已去，惟有余響振今人。處于知識經濟時代，信息瞬息萬變，置身其中的人，具有不同的背景、個性、素質和心態(tài)、能力，一個集體，一個團隊，一個企業(yè)，如何成功實現文化管理，制造“上下同欲者勝”的局面，就在于強有力的價值牽引：我們是什么？我們要往哪里去？我們怎樣做才能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