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復雜性
——亨利·明茨伯格的觀點
亨利·明茨伯格是當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管理思想家，他一直以來的工作就是思考管理者是如何工作的。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明茨伯格先后創(chuàng)立了在管理界影響深遠的管理角色學派、戰(zhàn)略過程學派和實踐管理教育范式，他同時是美國戰(zhàn)略管理協(xié)會的創(chuàng)始人和國際實踐管理教育聯(lián)盟(IMPM)創(chuàng)始人。中國企業(yè)在20多年的市場化運作過程中，學習西方管理經歷了“從器具層面的學習，到制度層面的學習，再到精神層面的學習”的過程，而眼下，精神和思想層面的學習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在華訪問期間，亨利·明茨伯格還到浙大、人大、清華等著名學府進行了學術交流，到上海、北京周邊的鄉(xiāng)村進行了實地考察。他來到計算機世界傳媒集團做客，和《IT經理世界》雜志社的同仁深入交流，并為廣大讀者題詞：“Learn from everyone, Copy no-one！”(向所有人學習，而不要照抄照搬任何人！)其間，明茨伯格教授接受了我們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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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您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和思想背景下研究和發(fā)展出來諸如戰(zhàn)略手藝化、對美式MBA教育的反思和批評等這類重要思想論點的？
亨利·明茨伯格：當你推開窗子向外望時，總會看到一個天然的美麗風景。對于每個人來說，關鍵是把視野放到更遠的地方，不僅僅看窗外，同時也要看地面，看一看人們正在做什么。在《皇帝的新裝》故事中，雖然大家都知道皇帝身上沒有穿著衣服，但只有那個小男孩有勇氣說出真相。這種直面現(xiàn)實的勇氣最為重要。我認為我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就是面對現(xiàn)實，而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他們不愿意面對現(xiàn)實，只愿意隨大流，所以他們無法與眾不同。我只不過是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展示給大家。
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認為美國人總是過分神化經理人，把他們當作是英雄和偶像。實際上他們并沒有認真研究這些經理人究竟在做什么。我很驚訝，我認真地研究了他們日常的工作，把事實披露出來。通常有人認為，經理人的工作就是計劃、協(xié)調和控制這三方面的內容，但是這些簡單詞匯并沒有概括經理人日常生活的真正內容。這也是當初我寫《經理工作的性質》一書時的想法。
記者：直面現(xiàn)實是你理論研究的出發(fā)點，但是思想和觀點的產生總會被更為深刻的文化或者社會思潮所影響和決定，你覺得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社會學、哲學乃至于宗教的因素對你管理學思想的發(fā)展產生影響？
亨利·明茨伯格：大家在研究管理學，我研究管理學之后，大家也紛紛去研究我，希望看一看我的精神資源。我父親是一個公司的總裁，所以我對他工作中的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有意思，愿意去研究。我現(xiàn)在還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樣的原因讓我去深入了解管理學的實質，盡管我在公共生活之中確實是去解決組織或者管理方面的問題，但是在私人生活之中，我其實是一直在回避組織和管理學的。我不能確定是什么樣的社會背景和宗教的來源促使我能夠深入地研究管理學。我對于像心理學或者微觀經濟學等方面的東西都不是特別感興趣，它們太瑣碎，太復雜。
我一直以來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交互活動，研究人努力活動的架構是什么樣的。比如，人是如何組織起來的，進而把事情完成�，F(xiàn)在我的整個視野又放到更加寬泛的社會架構上去，正在研究的課題是如何形成一個更為平衡的社會。
我認為對于平衡社會的研究是對原有管理學研究的一種傳承和推進。任何一個好組織的基本原則和觀點都是一樣的。比如，東歐共產主義衰敗之后，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取得了成功。后者之所以成功，我認為在很大意義上是因為它實現(xiàn)了某種平衡�，F(xiàn)在西方社會之中出現(xiàn)的一些失衡，是因為各種經濟力量之間的不平衡。
對于一個社會來說，通常是市場、政府和社會組織三個部分相互制約才能形成平衡。如今政府和市場的力量過于強大，而社區(qū)和公民社會的發(fā)展受到破壞，特別是在北美社會中，這種情況很嚴重。中國現(xiàn)在是一個新興市場，政府的權力很大，隨著企業(yè)的發(fā)展，它們的勢力也在壯大，而如何發(fā)揮社會組織的功能可能是構建平衡社會的一個關鍵問題。比如聯(lián)想公司，在其成長之初，其所屬的研究機構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而這些機構正是在社會組織這一部分里，它們能夠促進一個國家或者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
記者：企業(yè)管理理論本身是一頭大象，我們都只能看到它的某一部分，很難看清全貌。你對比如德魯克、邁克爾·波特的理論有何看法？
亨利·明茨伯格：我不能對彼得·德魯克的這些研究成果一概而論之，他畢竟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在我的管理三角模型理論中，包括科學、藝術和手藝三個緯度。邁克爾·波特重視分析的觀點，更偏重科學這一緯度，他在管理科學領域研究得很多，主要用分析的方法。德魯克在科學及藝術兩個緯度都有研究，包括戰(zhàn)略制定和戰(zhàn)略分析方面。我認為，在管理研究中，應該是研究三個緯度的綜合，不能局限在某個方面。因此，管理者必須要有這種大局觀。
記者：加拿大和美國有很大的區(qū)別嗎，你為什么對美國式的一些觀念有如此強的批判性？
亨利·明茨伯格：我認可美國管理學微觀層面的一些做法，但宏觀層面上卻不怎么認可。美國管理學在宏觀層面上非常重視技術性分析，講究數(shù)字，講究所謂的戰(zhàn)略規(guī)劃，但對宏觀理念并沒有很清醒的認識。昨天我坐飛機的時候碰到了一個人，他在芝加哥的一家高科技消費類電子產品公司工作。我們交談時他告訴我自己的公司馬上要被歐洲人打敗了，但公司內的管理層卻沒有看到未來可能會發(fā)生什么，也沒有做出及時的應對。在我看來，如今美國公司中有一個普遍情況，就是太多的MBA去管理公司，但他們對整個業(yè)務并不了解，也不在意。他們在意的是自己的薪酬水平、獎金或者是他們所能獲得的股息。無疑，美國的經濟會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壞。
記者：中國是一個新興市場，中國的企業(yè)也在迅速發(fā)展，從你個人的角度來講，你覺得中國的企業(yè)會給管理學的發(fā)展帶來什么啟發(fā)嗎？會有所謂的“中國式管理”出現(xiàn)嗎？
亨利·明茨伯格：我不知道中國式管理的理念是什么，很難評論。但需要強調的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根據本國文化和實際情況去發(fā)現(xiàn)和整理自己的管理理念，復制任何其他國家的文化或者管理理念都非常危險。日本的管理理念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沒有盲目復制美國的管理文化和觀點。即使在美國，人們所提出的一些包括股東價值這樣的觀念，在一定時期也破壞了公司發(fā)展的積極性，現(xiàn)在人們希望改變這種狀況。
記者：你一直不很贊成美國式的MBA教育，你認為一個合適的經理人培訓應該是怎樣的呢？
亨利·明茨伯格：傳統(tǒng)的MBA教育招收的學生是非常年輕的，沒有多少管理經驗。人們認為在課堂之中就可以教他們管理，這是錯誤的。EMBA招收有多年工作經驗的人士，但是課堂上還是按MBA方式來教育，這也是錯誤的。最為合適的職業(yè)培訓，就是要招收那些有管理經驗的人，在課堂上讓他們去進行經驗分享——這是他們學習的基礎。在課堂分享經驗，同時應用到自己的工作之中，這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式。像國際管理實踐協(xié)會(IMPM組織)，就采取了這樣一種非常有效的分享實踐經驗的教學方式，現(xiàn)在很多亞洲人都參與到IMPM課程培訓之中，如今有9個韓國人、4個日本人、3個印度人和1個中國人，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國人能夠參與其中。
記者：如果要推行IMPM，是否意味著要將傳統(tǒng)商學院轉型？這種不同于傳統(tǒng)MBA的教育方式是不是一個小眾模式，很難大規(guī)模商業(yè)化普及呢？
亨利·明茨伯格：傳統(tǒng)商學院轉型并不很難，比如說它可以有EMBA的課程，也可以有全職的MB——商業(yè)碩士學位，學習最基本的財務會計和商業(yè)知識；另外，有管理經驗的人則去學MM——管理碩士學位，他們可以以經驗為基礎，相互之間進行分享，就是類似于IMPM項目。對于任何一個商學院，同時進行這兩方面課程都不難。我預計10年之后，可能有很多商學院都會是這樣的。很多商學院都盲目追尋美式商學院教育，但是英國已經開始反思，已經有很多以實踐性為主體的項目去培訓管理者，在美國這樣的以實踐性為基礎的培訓項目非常少。
我在《管理者，而非MBA》一書里引用了很多的數(shù)據，在1990年的時候，哈佛商學院推出了19名最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都是大公司的總裁，13年以后，到2003年時人們發(fā)現(xiàn)其中有10個是徹頭徹尾的失敗，還有4個的業(yè)績是值得懷疑的，剩下的5個(包括IBM前CEO郭士納在內)業(yè)績相當不錯：在19個里面只有5個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沒有商學院對這個數(shù)據進行探究，沒有人愿意去面對這樣的事實。很多商學院去研究別人的數(shù)據，從來不去研究自己的數(shù)據，我們所要考察的是接受商學院教育之后的管理人士的業(yè)績做得如何，這是最關鍵的。在哈佛商學院，人們通常通過人際關系網絡就能很容易地獲得一個高級職位，但是在成為管理者之后，他們的業(yè)績如何呢？這方面的數(shù)據，很少有人仔細探究。
記者：你如何看待網絡經濟的興起給管理學帶來的變化？
亨利·明茨伯格：對于整個企業(yè)來說，網絡經濟會帶來巨大影響，這不可否認。但對于整個管理實踐，我不認為它會帶來很大的影響。我正在重新修訂我的第一本書《經理工作的性質》，我發(fā)現(xiàn)，信息技術對于管理工作本身沒有帶來特別大的影響，盡管這些人也會同別人一樣使用電子郵件。如果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那很有可能會使得管理者的工作面臨非常大的困境——如果一個人整天坐在電腦前去管理一家公司，那肯定管理不好。
比如今天的采訪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或者打電話到加拿大蒙特利爾跟我聯(lián)系。但是之所以你們選擇了面對面的交談，就是希望通過這種形式獲得更多關于我的信息。一個管理者，究竟是想聽到公司最大的客戶昨天跟競爭對手去打高爾夫的小道信息呢，還是去讀一個信息技術所支持的報告，說他的這個客戶丟失了?!
記者：按照你對全球化的理解，你如何看待中國企業(yè)國際化的進程？
亨利·明茨伯格：很多人都在關注著中國，這是個好事情。但你能列出一個中國本土的全球性公司嗎？豐田公司前10位高級管理人中有多少是日本人？IBM呢？在世界各地都有辦事處的全球性覆蓋和全球化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比如通用汽車公司5年之前在北美市場汽車銷量大概占據了81%的市場份額。我的一個同事界定了一個全球化公司的標準，在北美、亞洲地區(qū)的市場份額應該各達到20%。在“財富500強”中，只有8家公司達到了這個標準，我們怎么老談全球化呢?
什么是全球化？究竟是思維方式的全球化呢，還是各個方面平衡的全球化呢？全球化并不是一個最新的概念，在100年前，俄國就已經受到全球化的沖擊。全球化或許意味著你沒有自己的根，可以是來自任何一個地方，但是全球化的企業(yè)應該知道自己的根源在哪兒。探求全球化究竟意味著什么？其實，管理學就是這樣，尋求復雜性，并且把它解構。如果管理企業(yè)的時候過于簡單化，那可能會受到致命性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