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死首丘”，說的是狐貍瀕死時，總是把頭朝向棲身的小土山�！抖Y記·檀弓上》云：“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后便以“狐死首丘”比喻不忘本，或比喻人對故土的懷念。被金兵逐出汴京、偏安于東南一隅的南宋統(tǒng)治者，內(nèi)心深處時時不忘收復失地，回歸中原。這種意識在他們的喪葬上表現(xiàn)得格外強烈。南宋皇帝及后、妃、大臣死后集葬于紹興高埠，因此地瘞有南宋６位皇帝，故今人稱之為宋六陵。該陵園在元兵下江南后不久，便被大規(guī)模盜掘而夷為廢墟。當我佇立于宋六陵廢墟上，環(huán)視著土地局促、地面建筑遺址簡陋的陵區(qū)時，清晰地感知到了南宋統(tǒng)治者“狐死首丘”、草厝以待遷葬故鄉(xiāng)的心愿。不過，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宋六陵出土的龍泉窯青瓷殘片，而要認識這些瓷片的價值，首先必須弄清宋六陵何時被毀這一重大問題。
在元明清的史籍中，宋六陵遭盜掘的年份說法不一。生于南宋、卒于元的周密，在《癸辛雜識》中記載，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八月和十一月，會稽縣泰寧寺僧侶宗允、宗愷勾結(jié)楊總統(tǒng)率眾發(fā)掘了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墓。同書的另一處又重復記述了此事，時間相同，但內(nèi)容有所差別。元人陶宗儀的《輟耕錄》所載南宋皇帝陵墓被盜之事最為詳盡，該書云：“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珈，怙恩橫肆，勢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fā)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歲戊寅”為南宋祥興元年（１２７８），亦即元至元十五年，這比《癸辛雜識》所記早７年。細讀《輟耕錄》的記載便可發(fā)現(xiàn)，其敘述的時間和具體內(nèi)容比《癸辛雜識》更真實可靠�！遁z耕錄》在援引《癸辛雜識》的相關(guān)記載后寫道：“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chuàng)，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隕于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這段文字有力地說明了宋六陵被盜的時間是在元兵下江南后的動亂之秋，也就是南宋垂亡的祥興元年，而絕不是《癸辛雜識》所說的至元二十二年，因為這時“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盜掘皇帝陵寢者必定依法“就戮”，誰敢冒死妄為呢？有兩件事可以為證：（１）僧侶欲發(fā)掘南宋皇帝陵寢，“時有宋陵使中官羅銑者，猶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zhí)，為澤率兇徒痛，脅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銑力敵不能，猶拒地大哭”。這說明當時元兵雖已攻陷浙江，但南宋尚未滅亡，否則，守陵人羅銑肯定不會有如此忠于宋帝而過激的舉動的。（２）《元史》記載：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九月，朝廷“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fā)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睹魇贰芬嘤�“真珈敗，其資皆籍于官”的記錄。既然至元二十一年朝廷用從楊璉真珈那里籍沒的資財修建天衣寺，這表明此前楊璉真珈已經(jīng)被誅，那么他盜掘宋六陵的時間又怎么可能會在至元二十二年呢？清代的《越中雜識》所載宋六陵被盜的文字雖較詳備，卻只是元至清初各書相關(guān)資料的未加考證的糅合，其中，盜掘陵墓的時間等系照抄《癸辛雜識》的，故舛誤在所難免。同為清代編纂的、史料價值甚高的《續(xù)資治通鑒》，將南宋皇帝陵寢被盜的時間記為至元十五年十二月，而所述“籍嘉木揚喇勒智（舊作楊璉真珈）發(fā)宋陵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的年月與《元史》記載相同。毫無疑義，紹興高埠的宋帝陵園因“妖髡”盜掘而成為廢墟的時間，是在祥興元年暮冬。
楊璉真珈利令智昏、暴戾恣睢的盜墓活動，使南宋統(tǒng)治者歸葬中原的夙愿徹底粉碎了。他率眾發(fā)掘的錢唐、紹興的趙氏諸陵及其大臣冢墓，共有１０１座，攫取的金銀珠寶則不計其數(shù)。當盜墓者帶著財寶揚長而去時，卻將精美的龍泉窯青瓷遺棄在蒼涼死寂的陵園廢墟上，無意地留給今人一個不難揭開的歷史謎底。宋六陵出土的龍泉窯青瓷，以白胎瓷為主，其中有一部分是施乳濁釉的精品，它們的年代下限為祥興元年，從器型和紋飾看，這些瓷器大多燒制于南宋中晚期。白胎瓷是龍泉大窯等地窯場的大宗產(chǎn)品，在社會上隨處可見，非珍貴之物，自然也就不會為盜墓者所看重。問題在于龍泉窯白胎瓷是如何涌入南宋統(tǒng)治者的日常生活的呢？答案很簡單，是處州府以土貢的方式將之輸入朝廷的。宋代朝廷設(shè)立官窯，并不意味著統(tǒng)治者對其他瓷器品種的排斥，相反，他們更需要納用不同種類的瓷器以豐富其物質(zhì)和精神生活。北宋晚期，朝廷在汝州設(shè)立官窯燒制青瓷時，曾“移情別戀”過青瓷以外的瓷器品種，其中既有適合陳設(shè)的鈞窯銅紅釉瓷器，也有便于斗茶的建窯黑瓷。與之相比，南宋統(tǒng)治者喜愛龍泉窯白胎青瓷亦就不足為奇了。
必須指出，南宋官窯為了使產(chǎn)品的釉面更瑩潤如玉，在南宋中晚期大量燒制黑胎厚釉青瓷，但因胎釉膨脹系數(shù)不同，所以產(chǎn)品釉面普遍開片，這與宋朝統(tǒng)治者的審美觀是相悖的。譬如：在唐代就已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端硯，到了宋代則更受世人珍愛，當時人們認為端硯以有眼為貴，眼的名稱有“鴝鵒”、“鸚哥”、“了哥”、“雀眼”、“雞眼”、“貓眼”、“綠豆”等，其中又以“鴝鵒眼”為最貴。然而，宋高宗的看法卻完全不同，他說：“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耶？”宋高宗的陵墓被盜時，所見隨葬品中有“端硯一只”。這證明古籍關(guān)于宋高宗對端硯的見解的記載是可靠的。南宋最高統(tǒng)治者對端硯尚且要求“瑩潤無瑕”，更何況本來就追求玉的質(zhì)感的官窯黑胎瓷呢？但黑胎瓷那難以避免的開片，已不是大醇小疵，而成為燒制者和受用者的大憾，于是，龍泉窯的滋潤如玉、釉面不開片的白胎瓷才在帝王將相的日常生活中贏得了一席之地�？梢哉J為，龍泉官窯既受處州府之命為朝廷燒造黑胎瓷，又在處州府的監(jiān)控下生產(chǎn)用于土貢的白胎瓷，故《菽園雜記》轉(zhuǎn)載《龍泉縣志》所謂“縣官未嘗見”的上等瓷器，應包括處州府訂燒的白胎貢瓷。由此聯(lián)想到，余姚官窯（今慈溪開刀山等地窯址）于南宋中晚期燒制的釉面潤澤而不開片的白胎厚釉青瓷精品，可能亦曾被紹興府用于土貢，以滿足朝廷對瓷器的審美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