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在中國歷史上時間短暫，但在中國陶瓷史上卻是一個輝煌的時代。當時有許多優(yōu)秀陶瓷品種，元卵白釉瓷、青花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元青花瓷在上世紀前期還未引起人們的關注，而在中后期已逐漸被世人重視，成為古陶瓷學術界議論的熱點。目前已陸續(xù)有不少研究成果和介紹材料問世。但是，卵白釉瓷（樞府瓷）尚未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馬未都先生說：“近些年來似乎有些失寵”，確是如此。筆者有緣，多次采集到卵白釉瓷標本，并收藏了少量卵白釉器物，對其發(fā)生了濃厚的興趣，經(jīng)長期欣賞、揣摸并學習了一些文獻、資料，深感對元卵白釉瓷有進一探討的必要，也盼望我國古陶瓷學術界像對待元青花瓷一樣對它更多的關心，使這一國之瑰寶得到世人應有的認識和評價。不久前李知宴先生在《中國陶瓷研究》上發(fā)表了《論樞府釉瓷器》一文，對元卵白釉瓷作了較全面的論述，拜讀后獲益匪淺。受李先生的啟發(fā)，筆者將前幾年所寫有關粗陋文字，進一步整理，在學刊發(fā)表，以求教于李先生和有關方家。
一、卵白釉瓷的正名
元代文獻中尚未見到有關卵白釉瓷的稱謂，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論》中提到“元朝燒小足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成書于明嘉靖年，呂震等編撰的《宣得鼎彝譜》卷八賜內府道揚及天下名山宮觀法盞爐條有：“仿元朝樞府窯款式。”其后一條又稱“仿樞府瓷款式。”可見明代已有樞府窯、樞府瓷的說法。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一書，明確指出：“長期以來把元代的卵白釉瓷統(tǒng)稱為樞府器是不恰當?shù)�。但為了照顧歷史上的習慣稱呼，仍認為以稱這類卵白釉瓷為樞府瓷比較妥當。”我們認為在當時出土及傳世卵白釉瓷器、標本有限的情況下，這樣實事求是地暫時定名是無可非議的。但時至今日，景德鎮(zhèn)已正式進行了窯址發(fā)掘，許多元卵白釉器物及標本問世，特別是某些新發(fā)現(xiàn)的署款卵白釉瓷標本的發(fā)現(xiàn)，似乎已絕對難以維系那種歷史上以偏概全的稱呼了。筆者贊同上博陸明華先生的意見：“對這樣的稱謂，……值得予以糾正。”這里就本人所接觸到的一些新標本及有關瓷器就樞府瓷正名為元卵白釉瓷作如下論正、補充：
1.元代景德鎮(zhèn)所出名瓷除樞府瓷外尚有青花、釉里紅、紅釉、蘭釉、孔雀蘭釉、彩釉等，它們均以裝飾、釉色的特征而定名，正名為卵白釉瓷與它們可以諧調統(tǒng)一。
2.樞府瓷帶有一定的官窯瓷或官辦瓷意味，實際上大部分卵白釉瓷都是民用瓷。卵白釉瓷能涵蓋樞府款瓷，而樞府款瓷決難涵蓋全部卵白釉瓷。估計將來還會有卵白釉官窯瓷及卵白釉民用瓷之分。“樞府官窯瓷”已不恰當（它僅是一部分官府用瓷）；“樞府民用瓷”更是自相矛盾的笑話。
3.從新出土和已知的傳世卵白釉器物來看已遠遠超出“樞府”款，除已問世的“太禧”、“昌江”、“東府”等外，江西省文物考古所1999年在景德鎮(zhèn)湖田發(fā)掘卵白釉瓷窯址時，出土了帶“玉”字署款的卵白釉高足杯殘器。在揚州發(fā)現(xiàn)了“憲臺公用”青花款卵白釉碗底。筆者1989年出差安徽宣城時也曾采集到“玉”字款雙龍卵白釉高足杯，殘留碗的大部及柄的全部。不久后（1990年）張浦生、李廣寧兩位先生來寒舍時曾親自目睹過此標本，當時他們對其造型及釉質頗為贊賞，但因過目瓷片較多，筆者未及詳加介紹署款，故那時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次年又在宣城采集到署有“憲臺公×”久完整的字款碗底，后來見王曉蓮女士文章，才知另一字為“用”字，則款意自明。元憲臺即御史臺，為元中央政權三大機構之一。問題是其他用器物何以會在揚州、宣城出現(xiàn)。元代除中央機構設御史臺外，在江南、陜西諸道還設有行御史臺。京都御史臺稱內臺，行御史臺稱外臺，其官品秩與內臺相同。揚州曾為江南行御史臺駐地；宣城為江南道寧國路駐地，設有行御史臺隸屬的肅政廉訪司，宣城之器當為廉訪司公用器物。該標本采自宣城梅文鼎紀念館工地，該處恰為歷代官衙所在。除上述標本外筆者還采集到署釉里紅“李”卵白釉碗底瓷片一枚，其書法為“松雪體”，工藝為元無疑。
4.從新的發(fā)掘報導看，卵白釉器并非一處窯址專燒，據(jù)景德鎮(zhèn)鎮(zhèn)古陶瓷研究部門提供的資料：劉家塢、南河北岸、市區(qū)落馬橋、珠山附近均有卵白釉瓷發(fā)現(xiàn)。
有的地方器物有樞府款，而大部分沒有樞府款，有樞府款的窯址也未必可以稱為樞府窯。劉家塢燒樞府款瓷，但它大量的還是燒影青瓷及青花瓷，甚至黑釉粗瓷，如果把劉家塢窯址稱為樞府窯也是不恰當?shù)摹＜热簧袥]有一處專燒樞府瓷的窯口，因此也就不存在樞府窯，劉家塢有樞府款的卵白釉瓷只是湖田窯在元代兼燒的器物，按道理仍屬湖田窯。所以我們不必專稱樞府窯或樞府釉而應并入卵白釉瓷一類，稱它為“卵白釉瓷”。如果將來能夠確認卵白釉瓷中有地道的供宮廷使用的官窯瓷，可以稱那一部分為卵白釉官窯燒，但樞府尚不能稱官窯瓷。
5.歷史上的命名，今人未必要與之強行一致。如宣德紅釉器，明清時曾稱寶石紅、祭紅、積紅等多種名稱現(xiàn)在已統(tǒng)稱之為宣德紅釉。隨著時間的推進，面世文物的增多和人們視野的擴大，以新的認識為依據(jù)，實事求是地予以適當命名，才是比較科學的。
二、元卵白釉瓷的胎、釉特征
人們常說：“元卵白釉瓷（樞府瓷）胎體厚重，釉呈失透”，事實不盡然。筆者觀察了大量元卵白釉瓷器及其標本，恰恰認為這樣地卵白釉瓷胎釉的評價是不公正、不準確的。
（一）元卵白釉瓷的胎質
元卵白釉瓷的胎體較宋影青瓷確普遍厚一些，但與元影青瓷則較接近，與其它一些窯口的瓷器，如與唐、五代越窯、宋五大名窯的哥窯、鈞窯以及宋元龍泉窯瓷等相比其胎并不算厚重。不少的卵白釉瓷器，如高足杯，其杯壁都比較細薄，筆者采集的高足杯壁上部薄得透亮。即使是鳳紋、蘆雁紋一類大碗和一部分折腰碗的上部也較精細，薄厚適當。只是有些民用粗瓷胎較厚，但它不是存世卵白釉器的主流。1980年江西高安出土的窖藏元瓷中的九件卵白釉印花五爪龍高足杯也是“胎骨極薄”。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常見的樞府款或無款的類似盤盞可能多為軍事部門人員使用，較其他銘文及類型的器物略厚實，過去見到的此種器物較多，曾將其視為整個卵白釉瓷器的代表胎質，實際上也有一部份較精細的。不論那種都較越器、龍泉、哥窯器、鈞窯器薄得多。所以筆者意見，評價卵白釉瓷胎質對不宜用厚重的字眼，可否用“胎質堅白，較為致密，”最多指出其胎一般較宋影青瓷厚，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望是卵白釉瓷胎質較一般元代瓷器的胎質細純，幾乎沒有多少雜質，故鑒定元瓷常依據(jù)的胎中有類似“芝麻點”的雜質和裂隙，對卵白釉瓷基本上不適用。這可能是卵白釉瓷特別講究追求“白”的效果而注意胎質的緣故。
（二）卵白釉瓷的釉質。
元卵白釉瓷的釉質并不盡是失透狀的，據(jù)筆者觀察，除一部分印花小盤盞（含有樞府款者）及某些大碗呈半失透狀外，大量的印花大盤、折腰碗、高足杯等都比較瑩潤，有的甚至接近汝瓷、宋官窯瓷的瑩潤度，估計都是為了追求“玉”的效果，失透者（木光）達不到此效果。傅振倫先生對故宮所藏太禧盤的贊譽是：“胎質細膩，潔白堅實，釉色瑩潤，如羊胎美玉。”這樣的評價是中肯的，實事求是的。它代表了所有精細的，甚至存世大部分元卵白釉瓷的客觀情況。但是人們長期以來卻總是把“失透”概括為卵白釉質的描述，這是非常片面的。有時還把卵白釉瓷所固有的瑩潤特征說成是過度性的，特殊性的，或介于卵白與影青瓷間模棱兩可的。似乎只有失透狀者才是標準器，這不成了“取粗棄精”，把事物的主要本質顛倒了么。1999年江西考古所在湖田窯址發(fā)掘出的一批“玉”字款卵白釉高足杯介紹說：“無論在裝飾題材與制作工藝上都比內有樞府款字者要講究、精致。”上述在宣城所采集的元卵白釉印花雙龍紋“玉”款式高足杯也是釉質瑩潤、制作精良。筆者采集的云鳳紋卵白釉無款碗殘片；在湖田窯區(qū)公路邊溝拾到的樞府款類中號盤底；在合肥三考口工地采集的高足杯殘柄釉質均細致 瑩亮。在《中國陶瓷全集》元中所介紹的38例卵白釉器物，其中對28件作了釉質評價。瑩潤、柔潤、亮潤者達17件之多。實際上有的評為失透者可能受習慣影響，從圖像看仍較瑩潤。筆者采集了數(shù)十片卵白釉瓷片，失透者尚不足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博所藏任氏墓出土的元卵白釉龍紋高足杯則釉失透較重，已無瑩潤可言。那是一個特例，可能是長期處于潮濕的墓內，光澤已退，但其造型、紋飾仍保持了精品的原貌。
三、官窯卵白釉瓷問題
官窯概念看去似較清楚，如明清官窯（實指宮廷用瓷），但又不甚明了。人們常把明以前器物上有“官”字或有官府款者都視之為官窯，這樣容易造成標準的混亂。筆者意見，官窯瓷應該有一個統(tǒng)一概念，官窯的范疇定得不宜太寬，筆者曾收集到景德鎮(zhèn)產(chǎn)“官用供器”款元釉里紅瓷片一枚，但瓷質粗糙，據(jù)說可能是最低級的燒陶“官”，供窯神所用之器，難道這種器物也能稱“官窯器”嗎？所以還是像明清瓷的標準那樣，朝廷專用窯場生產(chǎn)的御用瓷才能稱為“官窯瓷”。
如按上述標準，目前在元卵白釉瓷中尚難確定那里是卵白釉瓷官窯窯場，那些是卵白釉官窯瓷器。元卵白釉“太禧”款盤為元內廷太禧宗禋院祭器，應是官窯器，但尚不知景德鎮(zhèn)何處窯口所燒。其他署款均為元政府機構或個人定燒之物，尚難稱為真正意義的官窯器（包括樞府款器），“五爪龍”紋飾者有可能是宮廷用具，但從高安窖藏、青浦任氏墓、杭州儲運公司窖藏來看，不排除消退時有時尚未有“臣民不得用雙角五爪龍”紋飾的規(guī)定，或對皇帝的禁令貫徹不力，因而有可能仍屬民用瓷。據(jù)觀察“五爪龍”器較同類大小的器物未必精細，說明使用者身份無多大區(qū)別。就筆者所見器物，如任氏墓高足杯，筆者收藏之高足杯殘器，前者五爪龍，后者四爪龍，從釉色、胎體厚薄看，似乎后者還優(yōu)于前者。但是上述“太禧”款盤和《元史》祭器篇有“中統(tǒng)以來，雜金宋祭器而用之，至始初，始造新器于浙江行省，其舊器悉置幾閣”的記載（浮梁州隸屬江浙行�。芍⒃诰暗骆�(zhèn)設官窯燒祭器是可能的。筆者曾采集到卵白釉瓷大碗殘底一枚，其工藝之規(guī)整在同類瓷中歷來罕見。外壁下為劃花仰蓮紋，內壁為印花龍紋（龍爪不全，但能看出為五爪型），令人驚奇的是其內底有流暢的劃花大風帶如意紋。此紋飾在教材中列為洪武瓷特征，該器的整體紋飾與上博展示的永樂甜白釉大碗紋飾如出一轍。筆者尚收藏有相同的永樂碗底殘片標本，相同紋飾的永樂釉里紅碗底殘片標本，只是元器另有自己的特征，如碗底厚實，外底面有旋紋，底足外端整齊地斜削一周，足根有火石紅斑及少量砂粒。其底足厚達1厘米之多，底徑達9厘米，恰為筆者所藏元卵白釉飛鳳紋大碗底的兩倍。其碗壁與鳳紋碗相似，估計口徑達35厘米以上。且釉色潤亮勻凈，胎白堅密。如此之大的碗具（像飛碗一樣呈淺平斜坡狀）及其造型特點當為祭器無疑。因永樂官窯甜白，釉里紅器在紋飾上、風格上都與其一脈相承，該大碗應與明早期官窯同一窯場或同類窯場，為官窯卵白釉瓷的可能性很大。上述飛鳳紋大碗制作亦十分精良，當為同一窯場之產(chǎn)品。筆者由此揣測景德鎮(zhèn)一定有元官窯窯場，而且與明官窯窯址相近或一處，明官窯就是在元官窯窯場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隨著景德鎮(zhèn)的古窯址發(fā)掘工作的進一步深入，元官窯窯址的面紗終將被揭開。
四、元卵白釉瓷與元青花瓷、紅釉瓷、彩瓷
元卵白釉瓷由于色白而勻，器外多無紋飾，猶如白紙一張，故適宜“作畫”，為青花、色釉、五彩提供了“用武”之地，促進了我國青花瓷、色釉瓷的發(fā)展和五彩瓷的出現(xiàn)。
內蒙窖藏出土的“青花龍紋高足杯”，鮮艷的青花色調和勇猛的行龍，令人驚嘆，而更令筆者注意的是內壁的卵白釉印花龍紋。筆者見到的是櫥內的展品，無法仔細觀察。恰巧不久收集到了完全相同質量和造型的瓷片標本，經(jīng)不斷觀察，把玩，確為高質量的卵白釉無疑。前述“憲臺臺×”青花瓷片，其內底亦為卵白釉印花紋飾。英·哈里加納所著《東方青花瓷器》（葉文程等譯）一書在第一章《青花瓷的起源》中認為：“高足杯也是屬于最早的一類青花瓷器”。并列舉了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所收藏的模印紋中刻有“玉”字的青花高足杯，那恰是筆者所收藏的前述“玉”款卵白釉高足杯之發(fā)展物。筆者尚收集到元紅釉高足杯瓷片標本，其外壁通體紅釉（色調已較成熟），內壁為卵白釉印花龍紋。耿寶昌先生曾在《中國文物報》介紹他到的卵白釉五彩戧金龍紋玉壺春瓶，為“夢寐以求”的元五色花、戧金器，但因特殊原因，卻“失之交臂”。筆者有幸在友人處見到有類似紋飾和制作工藝的五色戧金龍紋瓷片一方，其龍紋及云朵紋均立粉打底，龍身鱗紋戧金并繞以桔紅綬帶。云朵為白粉上填以殷紅、正藍、翠綠色，留出云朵的白色輪廓，呈層層疊疊，相互勾連之生動形態(tài)。龍紋及云朵均具有元代紋飾特征，唯底釉較一般卵白釉亮純。其色調像一泓平靜的春水，又像明凈淡青的晴空。畫面不大，約8厘米見方，但美不勝收，如為完整器物（可能為中型彩罐），將是何等的富麗堂皇。更可喜的是不久前上博斥巨瓷從香港購回了六件器物，據(jù)介紹也是在卵白釉上施以類似“立粉”工藝，實乃卵白釉瓷族中的奇珍！我贊成耿老的高見：“它的被發(fā)現(xiàn)將景德鎮(zhèn)燒成五彩瓷的歷史提前了約半個世紀之多，并首開琺瑯彩之先河。”
綜上所述，可見元卵白釉瓷所作之貢獻之大矣！值得在中國陶瓷史上大書特書，值得古陶瓷學術界認真加以研究。但這不是說元卵白釉瓷是元青花、紅釉瓷、彩瓷的惟一底釉之源，其他白釉瓷可能在某方面或早或遲也做出過貢獻。如早期的一部分民用元青花，民用紅綠彩瓷就不是以卵白釉為底制作的，成熟期至正型元青花器那微青色，細潤的底釉與鮮艷的進口藍料相結合把元青花瓷堆向了頂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