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汝窯

    宋官窯創(chuàng)建于北宋徽宗時期，在宋瓷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堪稱宋瓷之粹。南渡后，因襲故京遺制，重建官窯。故宋代官窯有南北之分，南宋人葉置的《坦齋筆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有邵成章提舉后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與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澄泥為范，及其精致，釉色潤澈，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余如烏泥窯，余杭窯，續(xù)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這段文字記載是我們今天研究宋代官窯瓷器的珍貴治資料，它言簡意賅，把宋代官窯瓷器建立的原因、時代、沿革及其建窯地點作了明確的敘述，使我們對民窯“受命”燒造“貢瓷”至皇家“自置官窯”燒造的發(fā)展過程有了清晰的了解。據(jù)前述《坦齋筆衡》記載，州治臨汝應為其遺址所在地，然而，臨汝遺址始終未能獲得考古證實。

   1977年，故宮博物院在調查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址時，曾采集到與宮中傳世汝窯器相同的標本，并對它進行了兩次科學化驗，其結果與50年代故宮博物院提供給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傳世汝窯洗的化學數(shù)據(jù)相同。這一科研成果有力地說明二者的窯口相同。但由于當時采集標本的數(shù)量很少，因此不能以一概全而作為定論。1986年11月、12月間，上海博物館清涼寺考古工作者提供的線索，對當?shù)馗G址作了進一步調查，共采集汝窯瓷標本40余件，并出版了《汝窯的發(fā)現(xiàn)》一書。

   上述調查與發(fā)掘工作，證明了《坦齋筆衡》所載的“宮廷先命汝州燒造貢瓷，后自置官窯燒造”的歷史的真實性。但《坦齋筆衡》提到“京師自置”，而寶豐清涼寺窯址并不在京師，這又如何理解呢？筆者認為“京師”應理解為泛指朝廷，自置官窯地點當然也可以不在京師。就文字上講，“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與上文的“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是緊密相承的句子。其中的“自”與“命”二字是相應而言的。“命”是朝廷指令民窯燒制貢瓷而言的，“自”則是指朝廷自身建窯而言。因此，“京師”應是朝廷的代名詞。這種類似句式還見于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此處“故都”實為北宋朝廷的借代，非指地名。因此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是一致的。

    縱觀中國陶瓷發(fā)展史可知，民窯也罷，鈞窯也罷，均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為這是建窯燒瓷的必要條件。沒有燒瓷的主要原料瓷土及其所用的燃料（木柴與煤）等自然條件，是無法建窯燒瓷的。

    考古資料證明，河南是我國唐、宋瓷窯分布最為集中的地區(qū)。從河南全省的古瓷窯的分布情況看，各個時期瓷窯遺址絕大部分集中在京廣鐵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鶴壁、焦作、南到伏牛山東麓的平頂山廣大地區(qū)。而鐵路以東幾乎沒有古瓷窯的遺存。古汴京（開封）地處京廣鐵路以東，因此它不具備建窯燒瓷的自然條件。

    官窯來源于民窯，從這個邏輯上講，在汴京建立之前，理應有個民窯的存在。否則，這種“汴京官窯”青瓷便成了無源之水。河南寶豐清涼寺遺址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對于解決北宋官窯遺址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jù)�？脊抛C實，清涼寺遺址的部分發(fā)掘品與傳世汝窯瓷相同，官汝窯器的胎質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基本為淡天青色。色調穩(wěn)定，釉面滋潤而不甚光亮。釉層開細小紋片并伴有冰裂紋，因裹足支燒。器底留有芝麻大小不等的支燒痕，制作十分精致。在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較多的民汝窯器，經研究，當時官汝窯燒造前的遺存。這證明了先“命”汝州燒青窯器，后“自”置官窯的歷史事實。

    南宋官窯的發(fā)掘為研究北宋官窯的源頭提供了珍貴資料。南宋官窯的發(fā)掘者認為：“南宋官窯的早期產品，受浙江制瓷工藝的影響不大，而是根據(jù)汝窯的技術而生產的，所以，從胎、釉配方，胎色、器形、釉層不透明、開裂和用支燒等，都與汝窯官窯相似。”可見，文獻上的“襲故京遺制”是襲官汝窯而不是襲所謂的“忭鏡官窯”。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宮中收藏三者相互印證，即可得出官汝窯即時北宋官窯，亦即汴京官窯的結論。

    汝窯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汝窯產品的特征為：胎質大多呈香灰色，釉色呈淡青色。并注重釉色的典雅，以開紋片為美，不講究刻劃花的裝飾，個別器物僅僅裝飾一道或幾道弦紋。造型大多模仿古代青銅器的樣式燒造，古樸而端重。制作精細，盤、碗、洗等均采用裹足滿釉支釘燒法，圈足卷曲外撇，器底留有細小如芝麻大小的支釘燒痕跡。

    關于官汝窯燒造的時間可作如下推斷：《坦齋筆衡》云“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指明了官汝窯的上限在政和（1111—-1118年）年間。又據(jù)成書于宣和六年（1124年）的《宣和和奉使高麗圖經》內記有“汝州新窯器”之說，證明官汝窯建立距宣和六年不會太久。而后便是靖康之亂。故而籠統(tǒng)言之，官汝窯的燒造史是上起政和年間至北宋滅亡的10余年間。

2、 鈞窯

    官鈞窯是繼官汝窯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窯�？脊殴ぷ髡邠�(jù)“花石綱”史料及有關方志記載，結合宮中傳世的鈞窯瓷器，對其產地今河南禹縣進行過多次調查。1965年，終于在禹縣城北門內的八卦洞發(fā)現(xiàn)了古窯遺址，發(fā)掘出土的器物在造型、釉色方面均與宮中傳世鈞窯瓷相同。從而證實了禹縣窯址即是北宋官鈞窯遺址。

    北宋后期，在蘇、杭設置“造作局”，以應皇室之需，競相制作各種奢華奇巧玩物。爾后，有設“應奉局”搜羅各種珍貴的花石樹木，運作汴京，史稱“花石綱”。徽宗根據(jù)《周禮》記載，大興土木，鑿池引泉，修建殿閣樓臺。庭院滿目嘉花名木，室內陳設奇花異石，并建“壽山艮岳”。為了種植奇花異草和制作怪石盆景，便在河南禹縣建立了官鈞窯，以燒制陳設用瓷。

    官鈞窯自民間擇選能工巧匠，燒制各種宮廷陳設用瓷。如花盆、奩、出戟尊、鼓釘洗等，釉色以玫瑰紫、海棠紅、天青、月白稱最。質地優(yōu)良，制作精細。其中的玫瑰紫花盆、月白釉出戟尊均為宮中收藏官鈞窯中的精品，這類官鈞窯瓷器的底部分刻有“一”至“十”的編號字樣，標明每類器物有自大到小的10種型號。官鈞窯出窯后皆遴選入宮，臣民難得獲得，故罕見墓葬出土。北宋滅亡，官鈞窯廢棄后民窯承其余緒繼續(xù)延燒，生產民間用瓷。所以后來墓葬出土的鈞瓷，都是民間瓷窯的產品。

    官鈞窯遺址發(fā)掘證明，官鈞窯瓷器為兩次燒成。即在器物成型后，坯體先要經過、一次素燒，然后施釉，再次入窯燒造。因為鈞釉是一種裝飾性很強的藝術釉，須以多次分層掛釉，比一般瓷釉為厚。若坯胎強度松軟，不經素燒，即掛釉燒造，會造成廢品迭出。素燒還可以在施釉以前剔出不合格的坯胎，素燒有高溫與低溫兩種。官鈞鈾成于高溫，因此，鈞游要求胎體的強度較高，經過高溫素燒，可使胎釉強度一致。從而，達到提高產品的數(shù)量與質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