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紫砂器特有的性質，它在歷史上多作茶具。紫砂茶具的發(fā)展歷程，實際上就是紫砂器發(fā)展史的基本部分。
宋人歐陽修、梅堯臣等都寫過歌詠紫甌的詩詞，或認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經(jīng)誕生，而且受到上層社會的歡迎。1976年7月，在宜興丁蜀的羊角山，發(fā)現(xiàn)古窯址的廢片堆積，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殘片，泥色紫紅，泥質粗糙，手工技術不高，成品有明顯的火疵，復原所得大部分為壺。羊角山窯，據(jù)判斷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這一發(fā)現(xiàn)，被認為印證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獻中確切記載的紫砂歷史，是從明代正德年間供春學金沙寺僧制作茗壺開始的。供春所制，據(jù)第一部紫砂藝術的專著--周高起在開啟年間寫成的《陽羨茗壺系》中所說，當時已經(jīng)極難經(jīng)見�，F(xiàn)存?zhèn)魇赖墓┐簤兀娪谥浂液苤挠袃杉阂患菢浒`壺，傳說曾為吳大，后為儲南強所得，把下刻供春兩字，裴石民配制壺蓋，黃賓虹為之定名，現(xiàn)存中國歷史博物館；另一件是原羅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館，壺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兩行楷書銘款的六瓣圓囊壺。據(jù)顧景舟先生談，曾見過樹癭狀壺有十二件之多，不合文獻所載供春過的特點，似難以定為真品。不過，傳世供春壺作為明代中后期紫砂的標志，時代賦予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
考古挖掘所見有明確紀年可考的紫砂實物，現(xiàn)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館的一件藏品。這是一件提梁壺，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華門外馬家山的明司禮太監(jiān)吳經(jīng)墓，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磚刻墓志。這件壺的質地、制法，可與羊角山出土標本相比照。它的胎體近似缸胎而質地較細，壺面粘附著缸壇釉淚，證明當時燒制紫砂還沒有另裝匣缽，是與一般缸器同窯燒成的。吳經(jīng)墓出土的這件壺，對于鑒定供春生活時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時鵬、董翰、趙良、元暢是嘉靖、萬歷時期的著名陶工，號稱四大家。清乾隆年間吳騫所著《陽羨名陶錄》說：董翰始創(chuàng)菱花式壺，趙良多制作提梁式壺。他們的作品都有傳世，當然不多，收藏家和鑒賞家們很注意鑒別考證。
時鵬之子時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藝大師。他生活在萬歷年間，所用陶土雜有硇砂，制壺不務妍媚，樸雅堅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壺，后識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等人，接受品茶、試茶理論的啟發(fā)，一反舊制，專做小壺。這是紫砂壺藝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論里說：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淪旋啜，以盡色聲香味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壺蓋宜盎不宜砥，湯力茗香。與時大彬同時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孟臣都迎合時代的風尚制作小壺。
時大彬的銘款，運刀成字，書法嫻雅。著錄還記載大彬壺有一個獨特標志，是壺蓋與壺身吻合，手抓壺蓋，能連壺并起，見《陽羨名陶錄》卷下引張燕昌《陽羨陶說》。時大彬時代的紫砂器，因原料中雜有硇砂--天然存在的氯化銨，燒成后器身呈現(xiàn)金色點，吳騫《陽羨名陶錄》上也注意了這一特征：壺之土色，自供春而下及時大初年，皆細土淡墨色，上有銀沙閃點，迨硇砂和制，谷縐周身，珠粒隱隱，更自奪目。時大彬的作品，據(jù)同時代的王士禎在《池北偶談》中說，問世的年代已知名海外，陳貞慧《秋園雜佩》也寫道：即遐陬絕域猶知之；周高起更曾有茗壺奔走天下半的頌稱；連當時的通俗文學作品中都有描述，崇禎元年尚友堂刊本的《初刻拍案驚奇》第二回，描寫汪錫的室內陳設；壁間紙畫周之晚，桌上砂壺時大彬�？上У氖�，這千載一時（清吳騫語）的茗壺，在李景康和張虹的《陽羨砂壺圖考》著述中，也不過十六件。今天，我們能夠見到若干實物和圖片著錄，雖有大彬名款，但確能定為真品者為數(shù)實少。所幸近年的考古發(fā)現(xiàn)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大有助于考證鑒定，此點下文將進一步論述。
時大彬之后最著名的制過大家是清代康、雍時期的陳遠。陳遠號鳴遠，又號壺隱。吳騫說他，一技之能，間世特出，甚至供春、時大彬也無以遠為他。他與楊中訥、曹廉讓、馬思贊等文人學士相交，制作的茶具雅玩不下幾十種，款式書法有晉唐風格。他所制作瓜果式器具，如束柴三友壺，伏蟬葉形碟，梅干筆擱，仿竹段臂擱及清供果子六款（荸薺，茨菇、菱角、板栗、核桃、花生）等，精巧逼真，楚楚有致，當時推為絕作。在他之前有陳子畦（崇禎詩人）善制石榴、螃蟹等像生物品，或傳是陳遠的父親，但年歲不甚相當。李景康、張紅的著錄中，陳遠雖只有十件作品，但他實開有清一代紫砂工藝的新局面，只是象晨星臨空，閃爍比較孤單。
